说起中译外,不少人认为应该由外国人来完成。此说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没有道理,由外语是本族语的人士翻译中文著作,译入语言会更地道鲜活,尤其在文学方面。然而,在非文学文献方面,中国人的外译应该说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同。如果我们放眼中国早期翻译史会发现,那些引领“东学西渐”的翻译家都曾尝试外译中国小说。类似于杨宪益娶戴乃迭,他们有的也娶洋媳妇,而他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更糟一些,彼时的中国没有国际地位可言,那个时代的华人形象不佳。因而这些翻译家的形象值得探究。
从张骞西使后丝绸之路渐渐开通,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前往西域的使者记下了他们所听到、见到的伊朗,特别是在唐代在波斯王朝和阿拉伯的斗争中,波斯王朝最后的传人葬于长安,更是写了两国交往的重要事件。明清后,郑和的船队已经达到伊朗,在马欢的《瀛涯胜览》中,岁伊朗的记载达到了中国历史记载的最高峰。最后来华传教士利用大航海后的地理知识,在他们的世界地图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对伊朗的认识。
本文基于美国知名汉学家兼译者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实践,结合副文本以及相关研究材料,从文本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等方面考察莱尔的译介观。研究发现,在翻译选材上,莱尔注重文本类型的多样化,多用研究成果丰富的原文底本,偏爱反映中国国民性的题材;在翻译目的上,莱尔持有尊重异域文化的个人意识形态,喜好通过序跋、注释等方式达成传递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在翻译策略上, 莱尔既坚持原文本内容完整性的实现,也关注“本位效果”的达成,比如译语表达的本土化、读者的反应、译作在译语文
近40年来,人们对这两份报刊的研究日益深入,关注的领域也日渐增多,但是因为其采用英文编写,前人关注似嫌不足。两刊中有相当多的文字涉及汉字和汉字教学。这些文章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人的汉字观,也可以清楚他们的汉字教学理念,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由北京语言大学、伊朗驻华使馆、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德黑兰大学、圣拉兹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支持,自6月23日起共举办了四场主题会议,来自中伊两国高校的18位学者发言在会上提出真知灼见,共商后疫情时代两国人文交流未来趋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学”与“伊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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