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英国法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学说：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脆弱的、有朽的自然身躯，另一个是神秘的、永生的政治躯体。这并不是法律界特有的说法，从严肃的政治思想到大众的绘画和戏曲，国王双身论已是不言自明的前提。那么，国王的两副身躯始于何时?它们又从何而来?它们如何作用于当时的政治生活?而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否与这种学说有着隐秘的关联?

　　围绕上述问题，德裔美籍历史学家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耗时10年，从浩繁的史料中深入探索了“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整理出各种与其相关的思想谱系，精心写就《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凭借着渊博学识和过人的学问意识，康托洛维茨在书中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国王的身体与王国的政治之间的关联，并探讨了现代国家的生成问题。原作出版60年后，这部被福柯、阿甘本等后现代思想家频繁致敬的学术巨著，终于在2018年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首部中译本。3月3日，《国王的两个身体》中译本译者徐震宇，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军锋、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在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围绕这部复杂而迷人的学术经典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一部西方政治史的大著

　　如上文所说，“国王的两个身体”是指国王会生病死亡的自然身体、与永恒不朽的政治身体。据本书译者徐震宇介绍，中世纪的权力与私人的身体关联紧密，国王死后连他颁布的一切法律都会失效，若继承人尚未产生，王权空位期的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而在康托洛维茨对“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研究，正是出于对这一王权空位期的关注。他追索了现代国家对于这一空位期的解决方式，即元首肉身死亡后如何保持政治、法律和权力的稳定性。尽管作者最后并未给出答案，但以徐震宇的理解，作者认为现代国家解决了这一难题，这是现代国家的创举。

　　作为一名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康托洛维茨一生只写了《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一本重要著作，徐震宇称其为“一个武林高手积累一生的内功”的产物。据徐震宇介绍，受中世纪史训练的康托洛维茨代表着和现代学术截然不同的研究样式，他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运用了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等多种语言材料，博学程度十分惊人;而为了追寻自己研究的问题，康托洛维茨也不囿于学科的界限，因此此书跨越了历史学、法学、政治哲学、图像学等多个领域，使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尽管此书并非如一般的政治史著作，围绕某一重大政治事件展开研究，可主编刘小枫还是将其归于政治史学范畴。对此任军锋给出了他的解释：虽然康托洛维茨表面上是在辩论国王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对不同的表述、言论和思想作出梳理，似乎更靠近思想史的写法，但实际上却对英国宪政史的起源作出了非常完整的论述;除此之外，作者还在英、法、德三国之间作出了比较，也涉及了对美国甚至匈牙利等国，从纵横两个方向将整个西方政治传统囊括其中，因此可以看作是一部西方政治史的大著。

徐震宇

　　现代西方并未真正走出中世纪

　　《国王的两个身体》自1957年问世以来，至今仍保有深远的影响力。福柯曾在《规诫与惩罚》中提及《国王的两个身体》，使更多人开始关注这部因复杂难读而被公共思想界一度淡忘的著作;而阿甘本对此书更是推崇备至，认为这部中世纪史学著作能够帮助今人思考当代的政治现象。受到阿甘本的启发，吴冠军提出，“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一个重要的隐喻，这一隐喻从古代一直贯穿至今，现代国家的主权概念正对应古代的国王。国王这一处于临界点上的形象，既在法律之内，也在法律之上;而作为主权的象征，他实际上就在法律之上。“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其实背后的结构非常不现代。虽然大部分人都在法律的笼罩下，每个人基本上感觉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只要这个社会有一个主权的向度，就始终有一种力量凌驾于法律之上。”吴冠军说。

　　吴冠军指出，当代社会大体是和平稳定的，而《国王的两个身体》却使人不禁产生了疑问：我们对现代政治文明信心有多大?阿甘本阅读此书时，就在思考像纳粹这样极端而灭绝人性的存在，究竟出于偶然，还是我们的政治结构依然存在问题?吴冠军说：“阿甘本最后的结论很惊人：集中营是整个西方政治的典范，它远远不止是一个插曲。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永远会有一个力量通过主权这个缺口上升出来，宣称它永远不死，永远凌驾于政治体之上，代表所有政治体。”吴冠军举出2016年土耳其政变的例子来说明，当下看似稳定的社会结构其实很脆弱，真相并不像各种意识形态涂抹得那般美好。而阅读《国王的两个身体》这样的大著，能够让我们回到古代，将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远去的政治现象与当代重新勾连，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现实。

吴冠军

　　阿甘本针对《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思考，正是基于康托洛维茨本人在导论中阐明的写作目的，即打破现代政治中各种各样的“泡沫”。“民主、自由、人权，所有这些美丽的词汇，其实很多都是政治泡沫。现代人生活在这样的政治幻象里，而政治的本质往往被遮蔽了，”任军锋说，“政治的本质就是统治和被统治，怎么统治才能得到被统治者的接受，建立一个秩序，让人们不会相互残杀，这其实才是核心的。”

　　徐震宇也引述了德国政治思想家施密特的说法作为补充，即现代政治里所有的重要观念都来源于基督教神学，而《国王的两个身体》正是用史学的方式解释说明了施密特的观点。康托洛维茨指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教会和世俗国家之间曾发生了巨大的流动。他梳理了很多线索以解释这两个实体之间的很多概念是互相借用和影响的，而这样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现代政治中依旧能找到痕迹。

　　传统上人们一贯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人们完全与中世纪割裂。然而康托洛维茨认为，我们某种程度上仍生活在中世纪，中世纪以另一种方式在现代重新发挥着作用。任军锋指出，正如同济大学教授韩潮在一篇书评中所写的那样，国王在现代革命中上了断头台，但之后他就像凤凰涅槃一样，以另一种方式从灰烬中重生。在这个意义上，走出中世纪，追求现代，更像是一种口号，而不是事实。在康托洛维茨看来，历史和政治本身的内在连续性，并不会被历史学家的论述或者某些重大的事件所割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要走出中世纪，却似乎又以这种方式回到了中世纪，《国王的两个身体》所展现的这一种历史的循环，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任军锋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能够促使我们反思自己对西方的一贯的认识和理解。而如何看待西方，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关键问题。传统上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是单向度的，将西方的民主制度看作历史的终结。因此中国人才会在政治、道德和伦理上寻求西化，将其作为拯救自己的方法。但《国王的两个身体》则表明，西方的传统非常复杂纠结，政治和宗教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过于关注西方的法治，却疏忽了西方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这使我们在观察西方时会产生误判。而《国王的两个身体》能使我们看到以往不曾熟悉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