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0日，《国学新视野》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汉学无分国籍国界——专访美国汉学家夏含夷教授》的文章，接受专访的嘉宾正是曾跟随 毓老师学习“四书五经”的美国留学生——夏含夷教授。

　　夏含夷(Edward Lou is Shaughnessy)，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著名汉学家，曾任著名汉学杂志《古代中国》(Early China)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周及战国时期的文化史、古文字学、《易经》等。重要著作包括《西周史料：铜器铭文》、《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古史异观》、《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等。2013年11月，夏含夷教授到香港出席学术活动，本刊藉此良机专访了夏教授，了解其汉学研究之路，并听取他对汉学在翻译、融合等方面的主张。

　　问

　　谢谢夏教授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可不可以先略谈您从事汉学研究的历程?

　　答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不少西方年轻人都崇尚“嬉皮士”，他们很多人对东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禅宗感兴趣，我也想一窥东方文化的特别、神秘之处，但是对禅没兴趣。不过，我发现一部中国古籍——《庄子》，觉得这本书非常了不起，我跟“嬉皮士”有所不同，他们今天留意西方哲学，明天却又对东方哲学推崇备至，我则比较专注一点。我看了《庄子》英译本以后，就想到是否应该学习中文，以便读懂并真正的领会原书的真谛。可以说，读《庄子》的原文是我那时的梦想。

左图为1975年的夏含夷，右图为1966年时的 毓老师

　　念大学的时候，我选修了中文课，老师是香港来的，名叫梅英袏，广东口音特别重。当时我的专业是宗教，我就读的大学——圣母诺特丹大学，也是一所天主教大学。我的同学都是天主教徒，其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教义。我和他们不同，我学的神学是比较宗教。1974年大学毕业后，我决定到台湾去，因为那时中国大陆尚未开放。

夏含夷非常尊敬老师。图为2008年夏教授带同家人探望年过百岁的爱新觉罗毓鋆，与恩师合摄。

　　我在台湾三年，在日本一年，在亚洲共度过了四年时光，我非常珍惜，怀念这段时日。在台湾，开始时就学习普通话、学看文言文。1975年，农历新年刚过，便有友人把我介绍给爱新觉罗毓鋆老师。爱新觉罗老师在台湾极负盛名，他于生于1906年，与溥仪皇帝是同龄，过世时已是106岁高龄。他年幼时曾入宫陪伴过溥仪。他的老师也是赫赫有名的学者，包括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在三、四十年代，满洲国成立，他随溥仪到了东北，战后又辗转到了台湾。六十年代，开始有外国人师从他学习中国古籍经典，其入室的台湾弟子也很多。通常，爱新觉罗老师教的是“四书五经”，但他也教我读《老子》《庄子》《易经》等。我初期的汉学学习历程大略如此。

　　1978年，我回到美国进了研究所。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极其重要，对考古文学界来说也同等重要，有很多新刊物出版发行。譬如说，1978年，中国古文学研究会创立了，《古文字研究》随即出版，这对我的学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进研究生院的时候，即已决定要研究《易经》，但是究竟研究《易经》的哪一方面还是不大清楚，既有可能是和道教思想有关的《易经》，也有可能是《易经》的源头。受到《古文字研究》以及其他考古发现的影响，我决定研究源头，其后一直都没有改变。1983年取得学位之后，我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此后一边执教，一边从事中国上古史、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工作，直至今日。

　　问

　　夏教授是周代文学史的专家，是什么原因令您对周代文化特别感兴趣?

　　答

　　我是研究《易经》的。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时候，要提交研究报告和研究课题，我就提出研究《易经》。进入研究生院后，我的老师是著名的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他在中国思想史方面颇为有名，其1949年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章学诚的。章学诚是清代的著名学者，著有《文史通义》。倪德卫研究的时候，把章学诚与明代的王阳明联系起来，再联系到宋明理学。然后他又发现王阳明和孟子之间的联系，所以花了一段时间大力研究孟子，研究孟子之时，我发现有几个语言问题可以利用甲骨文证据来解决。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甲骨文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以是教授的倪德卫就跟吉德炜学习甲骨文来。1978年我进斯坦福大学时，倪德卫学习研究甲骨文已近十年，但一直未有该方面的学生，我是第一个。

1980年，夏含夷与老师倪德卫(左)及著名文字学家朱德熙(右)合影。

　　倪教授非常热心，因为第一次有学生对甲骨文感兴趣，后来又有另外一位同学加入。学习甲骨文，当然要知道甲骨文的语言背景。甲骨文是商代占卜的记录。《易经》，按传统的说法，是西周初期的经典，两者都跟占卜有关系，我研究是否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我的博士论文，即是利用甲骨文联系到西周铜器铭文，作为语言背景资料。商、周是同期，语言环境和宇宙观也应同多于异。西周的经典，如《易经》、《尚书》、《诗经》，虽然不能说全都是西周时代的著作，但是《尚书》最古老的几篇，无疑是西周时代的作品，《诗经》中有一部分也应该是西周时代的。我亦感到需要把眼光扩展到西周的铜器铭文，于是就开始研究金文，然后把这些研究都联系起来。使我最高兴的，是能够利用出土文献来解释传统经典上的某些问题。或者利用传统经典的资料，来诠释出土文献的某一个字。能把它们联系起来，相互印证，我就感到十分满足。

　　问

　　听说你有计划就已知的西周铜器铭文编一本字典，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现时这个计划的进展如何?

　　答

　　提到这部字典，现在恐怕编不出来。我的确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要编一部字典谈何容易!要花很多很多年的功夫，而且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但我这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单枪匹马，独自上阵。不过我想，即使我此生做不到，但中国有十多亿人，年轻一代应有能力做到。过去，我们编字典，一是一张卡片一张卡片的手工誊写，现在都已经电子化了，既方便了字、词典的编制，也便于检索各种古籍。我相信，将来字典一类的工具书都将放置在电脑中，不用再排版、印刷、装订成书了。

　　以撰写西周时为梦想

　　问

　　您表示过希望撰写一部全面而详尽的西周史，这实在不简单。中国人写历史特别重视治乱兴衰的角度。如将来真的动笔撰写，您会倾向从哪一个角度阐述西周历史?

　　答

　　撰写一部详尽、全面的西周史，是我的梦想。我研究的《尚书》《易经》《诗经》，都是西周的经典，另一方面，我花了大量的功夫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我觉得自己的专业就是西周铜器的铭文。能把这些资料加上考古的资料融合在一起，写一部全面而翔实的西周史，这就是我的梦想，但不知何时才能动笔，恐怕要待到我退休之后了。现在有很多新的出土文献得以发表，几乎天下都有新的问题可以研究，如“清华简”就很了不起，其内容让人耳目一新。又如2003年上海博物馆发表了《易经》的手写本，我就开始将其翻译成英文，至2008年基本完成。然而，我当时接任了芝大的东亚系系主任之职，经常要开会，加之西方出书甚慢，故迟迟还没有出版，2014年春或终可与读者见面。

　　当然，我仍未放弃撰写西周史的梦想。如果要写，我会模仿司马迁的《史记》，分成五部分：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一般的政治史是本纪，由文王、武王起，每一个王都有一个本纪。表，是利用列表来叙述。志，有天文志、地理志等。世家，西周时期的每一个诸侯国都会写作为一个世家。《史记》最后的一部分，也是人们最喜欢看的，就是列传，我也打算把西周的重要人物，无论是传统文献上记载的还是铜器铭文中出现的，都写进列传里，这就是我的想法。至于什么时候能动手，则是另一个问题。西周史是我的专攻，或要十年后才能开始，不过，已有一家英国的出版社邀我写一部简单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时期是从商朝后期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止，即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221年，不需太多篇幅，以250页为限。我想用《史记》的模式，有本纪、表、志、世家、列传，这本书主要是给西方的大学生作一入门的基础教材。

夏含夷曾参与《剑桥中国古代史》的编写工作。图为1994年一众学者在《剑桥中国古代史》编辑筹备会上合摄。

　　前排左起：夏德安(Donald Harper)、夏含夷、李学勤、鲁惟一(Michael Loewe)、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罗森(Jessica Rawson)。

　　后排左起：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巫鸿、基德炜、倪德卫、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罗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贝格立(Robert Bagley)。

　　问

　　这是中国的史书系统，不是西方的系统，会不会为西方人所接受呢?

　　答

　　没问题!的确有些人批评我太中国化，西方学者没有人用这个系统，但我仍觉得这个系统有它的好处。所以他们不用是他们的事，我用就可以了。这本简明的中国文化史大概两、三年之后就可以面世。

　　问

　　中国人写历史主要是围绕上层架构朝代的治乱兴衰，这是中国传统治史的观念。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您写的时候会不会也循着这种思路来写?

　　答

　　不一定。例如西周史，如果用中国治史传统来写，著者会强调早期的文王、武王，他们的德行如何如何。然后会写西周末期的厉王、宣王、幽王，特别是厉王和幽王如何昏庸无道。宣王中兴，西周国运稍有起色;但幽王德性很坏，遂有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最后失去了天命。事实如此，当然还要这样写。我觉得谈西周史，西周的铭铜器铭文至关重要。西周早期有一些铭文，不是很多，中期多一点，后期就较多，西周诸王每一代都有。讲述时，我们要避免受到传统史观的影响和束缚，如果多根据铜器铭文，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要完全避免恐怕还是很难，不过我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总之是要实事求是地表现那时是怎样的一个朝代。

　　汉学家应多用中文写作

　　问

　　在2013年1月香港浸会大学的“国学与汉学国际论坛”上，有学者指现时一些汉学著作的中文翻译质量不佳，您当时回应，指汉学家可多用中文写作，省去先用外文写然后再翻译成中文的功夫，(见《国学新视野》，2013年春季号页88—90)。您认为汉学家可多用中文发表著作，除了省却翻译功夫外，还有什么好处?这样做会不会有缺点?

　　答

1980年夏含夷陪中国学者参观旧金山金门桥公园，左起：张长寿、马承源、张政烺、夏鼐、 夏含夷。

　　汉学界通用的语言应该是中文。1980年，我在读研究生院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叫“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为了这个展览，他们邀请了四位中国学者参与，他们是夏鼐(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政烺、马承源和张长寿先生。开展以后，加州大学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请我当翻译，我自己也提交了一篇文章，由于我是翻译者，我觉得我自己用中文写就比较省时。

　　在西方的研究生院，有一门导读(Directed reading)的课程。我就跟系主任说，是否可以请人教我用中文写文章?他说这是导写(Directed writing)，不是导读，课程设置中没有这门课，故不行。我的导师倪德卫则很支持我，自己出钱请了一位来自台湾的研究生帮助我。我每星期写一篇中文文章，由他来改。但是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学者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中国人不会看这种东西;而在西方的学术界，要得到终身教席，用中文发表的文章一概都不算数。我却很不听话，坚持用中文写，到现在依然如此。当然，这也要看写的是什么书和读者是谁。但是，学术一类的基本上都是用中文写。我大概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这样做的人。那时有很多人断言中国人不会看我用中文写的东西，可事实上，我的中文著作在中国销路不错，而且学术界基本上都看，也常会提及。因此说中国学人不看西方学者用中文撰写的汉学著作，这是一种误解。三十多年来，凡到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要提交论文，我都用中文写，现在年轻一代的西方汉学学者，这样做的人也越来越多。

　　的确，一些以英文写成的汉学著作，其汉译的水准让人难以恭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认为如要避免这个问题，主要责任不在译者，而在作者，作者既然懂中文，谈的又是汉学，用中文写作，自然就没问题了。要克服语言障碍，汉学家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当然中国学者也应该多学外语。因为多掌握一种外语，总能开阔人的眼界。昨日(2013年11月2日)开会时，我跟与会者说，有些中国学者，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时，翻译的相当草率。西方学者有一个准则，每引用中国的文献就一定要翻译成外文，尽管只是引用一小部分，却要全部翻译，这既费时又费力。我们翻译，有一套翻译的理论，古文如何翻译成白话文、中文如何翻译成英文，都有一套理论。给一般人翻译，意思清楚明白即可，如给学术界翻译，就必须要求有更高的学术水准，外国汉学家的著作是否应该请既懂专业且中英文俱佳的中国人翻译?中国学者应否多学些外语?我认为都应该。但我基本上仍认为，外国汉学家应多用中文写作。

　　问

　　可不可以用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写一篇中文，再自行写一篇英文，两篇文章内容都一样，都是同一人所写?当然这需要更多时间。

　　答

　　我写作时，用中文还是用英文，要看什么议题、谁是读者。如果是面向西方读者，我就用英文写。如果是给中国读者，就用中文。如两种读者都要兼顾，有时我是先写英文，然后自己翻译成中文;有时候是先写中文，再自己翻译成英文，有时候我只用中文，有时候只用英文。所以究竟用哪一种语言，主要是是读者及文章，想起到何种社会或学术作用而定。

　　问

　　本刊于2013年冬季号，访问了康达维教授(P r o f e s s o r D a v i d R .Knechtges)，他提及了语言方面的问题。他说，汉学是一种多种语言的学问，汉学家最好能精通多一些语言。中文、英文是最基本的，还有日文、拉丁文、法文等，如果能懂印度的梵文，就更好。我那时就问他：这会不会要求太高?他说这是很普通的，许多汉学家都精通多种语言。在您看来，研究汉学在语言方面的要求是否太高了?

　　答

　　这很难说，在一般人眼中，汉学不是十分重要的学问，我们更需要重视它。现在大多数的美国高校要求研究生在五、六年内毕业，而过去，我当学生的年代，一个汉学研究生大约需要十年才能毕业。不过，加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需要掌握三种亚洲语言，即中文、日文和另一种亚洲语言，无论是韩文、满文或藏文都可以。另外，除了英文以外，还要加上两种欧洲语言，通常是德文、法文，对语言能力的要求特别高，现在已不是这样了。现在一般的研究生，我们要求就是中文、日文两种亚洲语言，再加上一种欧洲语言，通常是法文或德文。我跟有志于研究汉学的外国学生说，最重要的是中文。而对中国学生，我会对他们说多掌握外语对研究学问有好处。现在不少中国学者学问很好，但是基本上不看外文著作。他们最好多学外语，因为可多认识中国以外的文明，我们的世界很大，要知道多一点，在外语上多下功夫，多接触不同的文明，一定有好处。其实，我觉得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比某些西方学者做得好了。

　　未来汉学需加强融合

　　问

　　对于未来的汉学，您有什么期望?

　　答

　　我希望未来汉学能加强融合。学者不分国籍、国界、地域，都同样是汉学家。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有人丢失了一把剑，他说不要紧，我在楚国丢了剑，另一个楚国人能捡到这把剑就可以了。孔子说最好把“楚”字去掉，人丢了剑，人找到即可。老子则说，可以把“人”字也去掉，剑丢了，件又找到了。孔子，是只要把国籍、地域去掉，套用在汉学上，就是学者没有国籍之分。到了老子的境界，就是连人也不说了，这恐怕很难达到。总之，现在比三十多年前要好很多。三十多年前，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跟外国的学术界几乎没有联系，现在关系却十分密切。香港从中起了媒介的作用，像香港浸会大学的陈致教授及饶宗颐国学院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大家到了香港都感到很舒服。

夏含夷重视学术联系，多年来参加了不同的学术交流活动，接触各地学者。左图为1984年他在安阳殷墟笔会 上发言;右图为1990年他与文字学家裘锡圭合影。

　　问

　　您的看法，令我想起中国一个传统的观念——天下，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老子、孔子等，根本没有什么国家观念，有的是“天下”的观念，例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完全是不分种族。孔子对外族没有抗拒，抗拒的主要是蛮夷粗鄙的文化，认为必须保持华夏的高级文化，不能被野蛮文化影响。刚才提到的中华文化上的融合，您应是认同中国古代这种不分种族和国界的文化观念吧?

　　答

　　对。除了不分种族和国界外，在学科方面，我也主张文史哲不分。我不是文学家、历史学家，但研究的内容既涉及文学，又离不开历史。我这个人治学是比较零散的，而且是有意的选择这种“零散”。我认为将文史哲等学科分得很清楚，这种做法不可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王国维的大名可以说无人不晓，他有个理论叫“二重证据法”，即是把出土的和传世文献融合起来。大约在二十年前，饶宗颐教授提出“三重印证据法”，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加上物质文化，即考古出土的东西、没有文字的东西，例如古器物等。我认为，除这些以外，还要加上所有可以利用的证据。我明年(2014年)3月，回到香港做一次演讲，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并准备和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辩论，我对未来汉学的期望大概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