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因为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并世出现，东西方的文明天宇遥相辉映、华美璀璨；更因为他们在作品中对爱情的真挚表现，对人类精神困境和生活哲学的深刻思考，对真善美的高远追求，使得他们的作品历久弥新。

　　当下关于二人的研究著作不胜枚举，将他们放在同一视域中去观察和研究的潮流，亦方兴未艾。学术著作《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出版，令学界关注。作者李建军通读相关研究文章，引用了188篇参考文献，展示出他扎实的研究过程。日前，该书的研讨会在京举行。众多学者围绕时代与作家的关系、如何回应批评，以及汤显祖“走出去”等话题展开讨论。

　　嘉宾

　　邹自振（福建古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陈歆耕（文学报原社长、总编辑）

　　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文学编辑室主任）

　　赵 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所所长）

　　汤显祖的创作为何比莎士比亚更难

汤显祖（1550年—1616年）

　　邹自振：按理说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远隔重洋，互不影响，但两部外形相似的爱情作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无论在题材流变、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戏剧结构、戏剧冲突、悲剧风格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个把汤、莎相提并论的人，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他在1930年面世的《中国近代戏曲史》中评价二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但并未展开具体论述。西方最早就汤、莎比较展开详细论述的，是美国汉学家伯奇于1984年撰写的《〈冬天的故事〉与〈牡丹亭〉》。而我国最早将汤、莎作平行研究的学者，是《汤显祖年谱》《汤显祖全集》的校笺者徐朔方，他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中对汤、莎戏剧进行了开拓性的比较研究。他曾评价，汤、莎二人都在强调对人的生命和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尊重，都有各自生活的环境和背景作为依托，但相对来说，汤显祖提出这样的思想和观点，其难度要超过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早晨的一缕晨曦，而汤显祖是黑暗中的一束烛光。

　　赵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看作“并世双星”并对他们进行比较分析，是属于所谓的“平行研究”。此种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我把这种方法称作“互看”。

　　当李建军用“互看”的视角打量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时，他看到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看到了作家的人格力量和人生哲学。前者可以说是同中之异，后者则是异中之同。

　　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君主所管理的社会，这样，作家才能够享有生活和写作的基本自由，安全地写作。而与之相比，汤显祖则远无莎士比亚那么幸运，他生活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统治的天下。朱翊钧平庸而低能，懒惰而任性。他管理的社会，严刑峻法，骇人听闻。在这种野蛮的时代，“即便那些勇敢的写作者，也不得不选择一种隐蔽的写作方式，例如隐喻和象征的写作方式，就此而言，汤显祖象征化的‘梦境叙事’，就是一种不自由环境下的美学选择；而莎士比亚的全部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极大的自由感和明朗感，则彰显着写作者与写作环境之间积极而健康的关系”。

　　研究作家作品，我们总要面对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但通过比较而看到的莎士比亚所处时代之好和汤显祖所处时代之恶，让人不禁悚然一惊。

　　当李建军从时代回到人，“互看”两位作家时，他提炼出二人差不多相同的人生哲学：汤显祖是“节制人欲及必要的虚无感”，莎士比亚则是“理性而低调的自然主义”。因为这种人生哲学，他们都拥有了一种健全而伟大的人格，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而由于汤显祖所处的时代环境非常糟糕，他要坚守那种人生哲学并使人格不受扭曲，或许要比莎士比亚困难百倍。通过这一框架，两位作家的人格与操守，作品中的人性光辉与美学价值，作家与时代的复杂关系就有了一个稳妥的着落。

　　为什么“双星”遭到过严重的指责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李建军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陈歆耕：四百年前（公元1616年），人类星空有两颗璀璨的巨星陨落。他们分属东西方，但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巨子。穿越数个世纪，人们仍然在剧院和书籍中享受他们的精神创造。对他们的记忆，不需要人为地唤醒。他们穿过岁月和种种“偏见”，仍活在当下。

　　这本书中，作者对他们的共同点和异质点，进行客观的鉴赏和论说，却绝少如某些学者那样，在他们之间妄分轩轾。论异同，却不论高下。“兰有秀兮菊有芳”，他们都是人世间绝佳的风景。难能可贵的是，在面对争议时，作者用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其争议的核心焦点进行深度剖析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两位大师级的作家、学者，曾对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有过极为尖刻乃至否定性的批评。在托尔斯泰眼中，“不仅不能把莎士比亚看作伟大的、天才的作家，甚至不能看作最平常的文人”“莎士比亚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和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他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

　　而写过《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对汤显祖也作出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戏曲“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面对这些尖刻批评，作者没有简单地回护，而是深入分析批评者的美学思想和趣味，以及由此产生的“偏见”。对“偏见”，作者有态度，却也不过多辩驳，而是综述各家观点，让读者去做延伸思考。

　　虽然托尔斯泰和王国维做过严苛的批评，但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作家有三六九等，批评家也有三六九等。相比较那些三流批评家的廉价表扬，能够享受一位顶级批评家的批评，其实也是荣幸，因为进入他们的视野就需要“门槛”。

　　赵勇：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一书确立了26位作家的经典地位，而在这些经典作家中，莎士比亚则成为核心人物，是所有作家的试金石，布鲁姆认为，“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

　　但李建军却发现了这位唯美主义者的致命缺陷：他只注重莎士比亚作品的审美力量，却把它们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拒之门外。因此，李建军认为布鲁姆的“认知是混乱的，语言是横恣的，判断是任性的”，他所发明的“憎恨学派”，“是一个接近学术上的‘阶级敌人’的概念，也是一个极其粗暴的修辞行为和极其简单化的命名行为”。这种批判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在课堂上介绍《西方正典》多年，却从未从这个角度对布鲁姆做出过评析。这个论述丰富了我的思考。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众所周知，通过仔细分析，李建军认为托尔斯泰的批莎长文固然尖锐，“但那批评的态度，却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而托尔斯泰之所以对于莎士比亚有严重的误读，关键在于其美学思想、文学理念和宗教观念。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有着俄罗斯式的虔诚的宗教意识和严苛的道德要求”，是“封闭的规则的现实主义”，而莎士比亚奉行的却是一种“开放的不规则的现实主义”“有着大自然的气质”。以这种单一的尺度衡量莎士比亚，自然就会造成严重的错位和误读。这样一种评析我觉得是清晰和准确的，也解决了我本人的一个困惑。

　　汤显祖为何没有闻名世界

〔英〕莎士比亚（1564年—1616年）

《牡丹亭》明末怀德堂藏板刊本

　　陈歆耕：书中有一个重要启发，即不同语种之间始终存在转译的困境。无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在转译过程中都必然会产生信息损耗的状况。作者特别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语言，都表现出对翻译的反抗和不服从的姿态……深蕴在文学语言深处的美感和诗性意味，很难被翻译和转化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作为一种‘深度语言’，汉语对翻译的抵抗性似乎更强。”

　　由此带来的状况是，我们在读他国翻译过来的著作，以及他国读者读汉语文学作品，之间有无法消解的“隔”。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都是伟大的剧作家，但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或有强弱，其中就有翻译带来的障碍。无法想象，汤显祖那些典雅、细腻、深刻，充满馥郁诗性的文字，翻译成英文该如何表述？戏曲理论家吴梅在《曲学通论 顾曲塵谈》中谈道：“若如玉茗‘四梦’，其文字之佳，直是赵璧随珠，一语一字，皆耐人寻味。”如此充满“微意象”的文字，如何译成其他语种而不失其味？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坦然地面对这一问题，包括汤显祖在内的很多中国最经典的作家作品，为何很难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但我想接着说的是，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恐怕不能完全用“走出去”来衡量。他的文学成就所抵达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本国人民心中的认同度。经过翻译的文本，往往与它的原貌大相径庭。因为一个好的翻译，可以把三流作家翻译成一流作家；同样，一个差的翻译，也可能把一流作家翻译成三流作家。莎士比亚在汉语世界的影响力，得益于朱生豪精彩的莎士比亚译文；那么，谁能担当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的“朱生豪”呢？

　　由此想到，我们的文化自信，似乎也无须建构在汉语言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的接受度上。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经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高度赞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小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她的评价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她曾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能够深刻领会汉语言文字的魅力。

　　王兆胜：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举家赴美，当女儿看到外国人感到害怕，尤其面对外国人对他们长衫旗袍投来的奇异目光，他这样告诫家人：“作为中国人要自信，因为我们的文明比美国悠久，也更加美好。”

　　李建军的文学和文化自信在此与林语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一改世俗之见，即中国文学必须“走出去”，才能为世界接纳，成为“世界文学”的观点，提出：“由于汉语文学的特殊性质，由于文学语言的不可转换性，我们不必对所谓‘走出去’太过在意。我们固然要积极地与世界文学交流和对话，但是，切不可将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全都寄托在‘走出去’和‘世界影响’上。”

　　李建军还说：“从文化传承和文化接受的角度看，我们与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也是隔膜的。我们以一种‘现代性’的自信和创造历史的傲慢，蔑视和贬低这一传统，甚至‘推翻’和‘打倒’这一传统。我们最终丧失了理解和欣赏优雅的传统文学的能力。”这一倾向是可怕的，因为近现代以来，我们既得助于又受制于西方观念，于是自觉不自觉误入歧途。所以作者提出：“任何对他者的认可和评价的过度依赖，都是一种在文化心理上极度自卑和幼稚的表现，必然会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