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圈子外做学问,在文学圈子外写文学作品,我选择了一条孤独、自我放逐的路,但我自由,我不用仅仅为升迁而做不喜欢做的论文,不用为名利写不是发自本能而写的小说散文作品。”——黑马
黑马,本名毕冰宾,已出版劳伦斯作品译文十余种,包括《虹》、《袋鼠》、《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文艺随笔》、《劳伦斯散文》和《《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集》;另翻译有《劳伦斯传》和《劳伦斯绘画》。著有长篇小说《孽缘千里》和《混在北京》,并有学术著作、随笔集等出版。
黑马是文革后首届大学生。相信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一身份的份量。文革十年人才的断层,百里挑一的录取率,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遗憾”的是,黑马却似乎并不“珍惜”这一身份。
文学圈外的散兵游勇
据黑马介绍,同届获得英语硕士学位的人,大都从事英语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工作,也有从事外事、旅游、外贸工作的,官至部级甚至更高者有之,发大财者有之,在高校和研究单位成为名教授者更不鲜见。
黑马是个例外。
他称自己为“文学圈外的散兵游勇”。 硕士毕业后他先在出版社做编辑,后考入电视台做翻译。硕士论文方向选择的是劳伦斯,毕业后也一直保持这一爱好,把几乎一多半的业余时间用来翻译劳伦斯作品。
曾经他也想过进大学或研究所,但有人说,即使进了大学或研究机构,也不可能专业做劳伦斯,必须做“全能”的事情,劳伦斯仅仅是研究内容之一。于是他就决定继续靠从事基本的英文翻译养活自己,进而“养”自己的爱好。
这一爱好,让他32年如一日地翻译劳伦斯作品,让他有了十余本、几百万字的译著。
这条路孤独又快乐
黑马说,这条路不值得效仿,只是他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而且要付出现实利益的代价。
对此,他曾经说过:“现在大多亲友关心的并不是你翻译了什么,而是你是不是当了官或挣了大钱,房子车子票子,子女工作如何之类特别实际的问题。如果你在那些方面没有出人头地,人家自然不会关心你文学做的如何。所以我和他们从来不谈文学翻译,那样会显得很书呆子,也是对牛弹琴。真正可以聊的反倒是同好们和有关的出版、媒体人士。做文学翻译,你必须要承受得住实际生活中亲友和故交及进取的同事们对你的忽略甚至轻蔑,因为你在生活中很木讷,仙风道骨的不可理喻,也不能帮人家什么忙如给人家孩子找工作和上好学校。”
“但你自己要自觉,别太强调自己的翻译家形象,人家说你没混好也别受伤,那样反倒格格不入。但自己内心要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坚持自己的梦想,没有白日梦的人是可怜的人,据说白日冥想还能治狂躁症,益寿延年。”
虽然孤独,但翻译自己喜爱的作品,坚持心中的梦想,让他很快乐。
“在华文世界里,劳伦斯尚在朝阳期,这个时候让我赶上了,仅仅由于当年没考上中文系而被外文系接住,仅仅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偶然与劳伦斯作品相遇。”
“因此,我快乐。”
下面是小译采访黑马先生的一些问答,黑马先生不仅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而且为人温厚谦和,知无不言、倾囊相授,希望各位译客小伙伴可以从他的回答中获得一些学习外语及翻译的启发。
1、小译问:您大学或者研究生时期有哪些给您印象比较深、受益比较大的学英语、学翻译方面的经历呢?
黑马答:我77年考上大学学英语专业,但那个年代学英语与现在无法比较。几乎没有任何现在的电子设备帮忙,所谓语音室,里面就几台沉重的大录放机,有限的几盘课本录音带供大家听着纠正自己的发音而已。老师上课也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擦擦了写,和中学一样。
作为学生,我们就是死记硬背,唯一活的“电化教学工具”是短波收音机,整天抱着收音机狠听外台广播,那时外语系楼道里到处是抱着收音机听广播跟着读的情景,很动人。跟读,模仿,课外与老师同学多说,随时看到什么就自己造句,还有多写,多练笔。那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全系就一个美国老师给上文学课,不可能大家都追着他练英语口语,只能自己跟自己练,大家基本不说中文,随时随地说英语,不怕说错,敢说敢喊,就那么用傻力气。
翻译课我们很幸运,有劳陇这样的好老师从应用角度教我们,基本不讲什么理论,非常感性。他翻译了很多联合国文件,积累了大量的句型和疑难词句的翻译,对我们言传身教,处处从实际出发练我们的翻译本领,还有个早年中央大学毕业的黄为崴老师专门教汉译英,也是这个路数,重实践,因为我们毕业后是要到具体部门工作的,理论学多了反倒没时间做练习了,眼高手低,空悲叹,更不可取。我们那个年代还是心手相传的老作坊办法,可能现在看着很笨,但翻译是手工活儿,不能太程式化、机械化。
2、小译问: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些您认为比较好的翻译方法?
黑马答:建议您读《劳陇翻译理论论集》,我们就是那么跟着他学的,多实践,从语言的情境中去理解意思,就是他总结的no context, no text.这个context可不是如今高深莫测的“语境”,就是上下文的关联。一个run字,在不同场合多重意思,能有二十种翻译法,非常活灵活现。
那本书很多是我们上课的教材,后来他总结出规律,提炼出某些指导性的方向理论,但还不是国际上通行的那些理论,那些理论是西方语言互译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西方语言很多都是语音中心语言,而汉语是表意文字,而且如杨绛所说,西方语言词序“胡文尽倒”,我们汉语与西方语言互译不可能从根本上遵照他们的那个理论去翻译。他们的理论可以借鉴,部分实践,但根本上还是要以中文表达为目的,翻译成地道的汉语,尽量不要很多欧化长句子。
翻译理论在中国是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作为实践者,我基本不去研究那些空中楼阁般的西方语言互译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论,我也没时间去研究。
因此说,跟劳陇学翻译,我很快乐,没遇上什么棘手的问题。任何难句子,我们都是从实际出发,找到最佳表达法或尽可能通顺的“人话”,而非故弄玄虚云山雾罩,有时那么做恰恰说明你没弄懂原文的意思,是胡编乱造,误人子弟。记得有首歌叫《我把我的心留在旧金山》,听着很不错,但是照着英文字面顺序翻译的,应该是“心系旧金山”或“思念旧金山”的意思。
3、小译问:在从事翻译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苦与乐呢?
黑马答:我一般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就很快乐,痛苦的是那时词典有限,找不到一句话用典的出处,要经常问老师,有时老师也没有办法,只能万不得已找外教解释,然后把解释的话二次翻译成中文。现在这些问题都可以上网解决了。勤上网查就行。遇上模棱两可的句子,一定要看上下文,研究整体的语句走向再翻译。凡是翻译出来的中文疙疙瘩瘩的,说明你理解肯定有问题,或者你中文能力有问题,不能凑合着翻译成大长句子,绕来绕去最后没人懂,自以为高难度,其实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4、小译问:您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作家。您觉得写作与翻译有哪些关系呢?
黑马答:翻译与写作的关系。最好要有良好的写作基础。中文作文写不好的人就别去翻译了。我是先发表创作的小说作品,后发表翻译作品的。对我来说翻译与创作的区别是,写作需要构思情节,编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剩下的就是写句子了。翻译则如同写作的后半部分,省了构思部分,不用创作人物形象和讲故事,翻译前读懂意思,明白作家的构思,然后就随心所欲用汉语表达,不要太过,也不能太拘泥。
钱锺书说翻译是“得意忘言”,还说“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还有化境之说。但都过于虚化。怎么化,要看杨绛,请看杨绛那篇论翻译的小论文,我非常赞赏,她根本把什么because在中文中省了,不翻译成因为啊。所以啊,完全是大实话,如“我没去,因为我头晕”,干脆就写成“我头晕,没去。”多鲜活。
5、小译问:您觉得在翻译时译者应该如何平衡原著风格和自己的翻译风格呢?
黑马答:还是首先要理解原文,然后研究这个作家的整体风格,然后尽量靠上去。但靠的过程因人而异。取决于译者的语言习惯和幽默感。比如我是北京方言区一带的人,我肯定喜欢用京津保和东北。山东方言,将其提炼后进行表达,基础是普通话,容易被更多人接受。你的风格要前后一致才行。
我看到有人翻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想让男主人公略微粗鄙的诺丁汉乡村方言用中国土话方言来传达,结果,他用了不同的方言。那个“你”字,他一会儿用“乃”,一会儿又用“侬”,串到吴语里去了,很没章法。其实若用陕西话更好,说你“逆”如何如何,但不能只用这一个字,所有的话都用陕西方言才对,不能从陕西话串到“侬”上面去,很搞笑。
6、小译问:您对年轻译者有什么建议吗?
黑马答:对现在的年轻人从事文学翻译,我不敢建议了,我们处境完全不同,这回可以说context(语境)完全不同了。我们是从计划经济阶段走过来的,那时大家工资水准都一样,住房都很窄小,想租房都没人敢租房给你牟利,那会被当成投机倒把遭到打击,大家都穷,也清闲,你有追求,业余翻译点文学,还能挣点外快补贴生活,还高雅。
可现在的年轻译者应该首先平衡好生活与文学的关系,稿费基本聊胜于无,你翻译图什么?为什么?最好是衣食无忧,不担心房子什么的问题,不担心养家糊口,有朱生豪的妻子那样理解你的人全力以赴帮助你,你就没有功利心,从容地从事文学工作。否则只能是牺牲自己的很多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升迁去迁就自己的爱好,要明白那样值得不值得,你的亲人能不能理解你。因为整个社会现状对个人的文学追求是不利的,货币超发,工资疯涨,但稿费才提高了半个世纪前标准的四倍,千字百十元,只有极其少数的人能平衡好。敢于牺牲世俗的很多功名利禄,纯粹追求精神享受。
但年轻人这么做要慎重。或许可以等生活安定了,学识也扎实了再做也不晚。用萧乾和赵萝蕤的话说翻译就是中外文都掌握好了,对着译的事情,追求个水到渠成,他们从来不高看翻译,只把它当成一个工种。这么说,为了翻译文学而在生活中太格格不入似乎也不可取,或者说你自己也不会太自在,除非你就享受这种孤独。总之,要三思后行。
202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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