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河是一位匈牙利汉学家、藏学家,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西藏当代文学。她同时研究中国西藏民间宗教,并且在相关领域发表过多篇论文。陈瑞河曾翻译马原、阿来、色波、扎西达娃、格央、央珍、丹增等藏族作家的短篇小说,2008 年,她编撰及翻译的《西藏之窗·当代西藏小说选》于匈牙利出版。
近日,在接受专访时,陈瑞河介绍了自己研究中国西藏的缘起,也对中文图书的翻译工作、中国出版“走出去”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藏学家?
陈瑞河:我在十几岁时阅读过一本介绍匈牙利学者克勒希·乔玛·山道尔(Korosi Csoma Sándor)的传记。乔玛于1784年4月4日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克勒希村,是一个没落的军事贵族后裔。他的中学、大学时代正值19世纪初年,那是一个匈牙利民族觉醒的时代,一个人民普遍信仰科学、追求真理、格外关注民族问题的时代。乔玛属于“塞克勒”(Seclers)族群,这个族群认为自己是阿提拉匈奴的一个分支,因为阿提拉匈奴人曾在5世纪定居于此。乔玛希望通过研究匈牙利的语源来证实这一猜想并寻得祖先的起源地,于是在1820年,他出发前往亚洲。
乔玛最初的目的是寻得塞克勒族群在中国北方的“祖屋”,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在印度北部研究藏语和佛教哲学。乔玛是最早掌握藏语的欧洲人之一,在阅读寺庙中的藏书时,他第一次接触到藏文的“百科全书”,即《甘珠尔》和《丹珠尔》。乔玛还创造了第一本《藏英字典》和《藏语语法》,被认为是藏族语言文化研究的创始人。
我被乔玛的人生故事深深感动,他步行千里,潜心修行,掌握近二十种语言。我想我应该跟随他的步伐,成为一名藏学家。
记者:您为何开始学习中文,为何将翻译中文图书作为自己的职业?
陈瑞河:我最初在布达佩斯的罗兰大学学习藏语,主要的学习材料是古典佛教文本。我在学习中渐渐意识到,相比于古典佛教文本,自己对现当代佛教文化和文学更感兴趣。后来,我开始学习中文,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非常正确。
在阅读中文作品的过程中,小说人物的艺术世界和其中丰富的文化带给我无法言说的快乐,于是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文学习中。但是我已经拥有多年研究藏文的经验,我不想浪费这些知识,所以我开始寻找可以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领域。
我一直很喜欢文学,在发现自己对现当代文学更感兴趣后,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西藏当代文学。而且我发现,多数知名的西藏作家都会用中文写作。
后来,我有幸获得两项长期奖学金,支持我在北京学习中文。那时,我会花费很长时间在书店和图书馆中寻找感兴趣的中国当代读物,并且把数十公斤的书带回家。我的中国朋友也经常向我推荐优秀的中国作家。
15年前,我开始走上翻译中文图书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不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匈两国相关文化项目支持,为我提供了诸多便利与帮助。
记者:您翻译了哪些中文图书?
陈瑞河:我对中国西藏当代文学的浓厚兴趣,让我决定从事翻译工作。我曾编辑并出版《西藏之窗·当代西藏小说选》,其中收录了12篇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文和藏文短篇小说, 呈现出了传统西藏生活和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有些故事是写实风格,有些则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结合在一起,给读者留下开放性问题和想象空间。这是该类型图书第一次在匈牙利出版。
目前我正致力于翻译吴千之所著《老子如是说:〈道德经〉 新注新译》( Thus Spoke Laozi ),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但是非常有趣的工作。我还在翻译成龙最新的自传,这让我对中国香港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使我充满研究与翻译热情,我期待更多新作者、小说、翻译家的出现。
记者:作为一名译者,您有何工作目标?
陈瑞河:我的目标是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翻译作品。用生动易懂的语言表达出原文的内容, 我认为这是所有合格译者共同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需要不断提高我的中文和匈牙利语水平。为此,我在中国进修了两年中文,中文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不过翻译工作中的挑战仍然存在,这需要我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解决。
记者: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您有何建议?
陈瑞河:我十分欣赏中国在推广本国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但是对于匈牙利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在国际舞台上显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上架率也并不十分乐观。究其原因,经济因素一直是一大问题,语言障碍、优质翻译作品的不足也造成了阻碍。同时,中国出版业缺少优秀的公关帮助中国在国际上树立拥有丰富当代文化的国家形象。我认为,中国出版机构需要加强与出版商、译者的合作,加大优秀中国作家作品的推广力度,这将有效改善现状。
记者: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匈两国交流合作带来哪些机遇?
陈瑞河:在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匈两国达成了多项经济合作协议。不过我认为,文化领域的合作同样重要。互相交流、分享两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方,从而使两国更加亲近,提高沟通效率。通过互相引进、输出高质量文学作品,中匈两国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这将对两国之间各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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