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集》是我国最早译介的泰戈尔诗集，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泰戈尔的诗歌在中国精神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为一棵葱郁的参天巨木。这棵葱郁巨木枝繁叶茂，已经生发出200多种不同译本，如今还在不断地生发出新的枝桠。读者对 《飞鸟集》的喜爱和关注也丝毫不减，对原作有各自的解读，对译本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在众多译者和读者的心底，都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泰戈尔。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比史更真。历史是已然发生的事实的聚集，发生的事件会在时间之长河中消逝；而诗是情感思绪的表达，揭示人类命运的必然性和自我选择的可能性。有情方有诗，诗歌滋养人的心灵，导向生命的本真，祛除人在尘网中的荒凉感、孤独感，召唤我们去追求美，发现美，体悟永恒的美好。

　　《飞鸟集》正是这样一部传达真、善、美的诗集。在我看来，《飞鸟集》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其原因至少有二：

　　首先，诗集中以“飞鸟”为代表的诸多自然意象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观。“飞鸟”的意象，自《诗经》始，穿越了先秦、两汉乃至明清的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无论是屈原、阮籍，还是陶渊明、欧阳修，乃至当代中国的许多词曲作家和诗人，都爱寄情于飞鸟，借物咏怀，寄托理想、追求与抱负，寄托孤独、寂寞与彷徨。诚如逯钦立先生所感，飞鸟是自然的化身，亦与人的活动轨迹相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飞鸟成为诗人内心世界的反映与诗人人生的象征。从古至今，无数文人雅士寄情飞鸟，感悟自然，以物言志，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思想的升华。同样，《飞鸟集》中的其他自然意象，如“流萤”“星云”“迷雾”“风雨”“落叶”等等，在中国诗史和文学史中也都广泛存在，被国人广泛接受和喜爱。

　　其次，泰戈尔的《飞鸟集》拥有自身融通东西文化的独特之处。《飞鸟集》既符合东方文化“物我合一”“道法自然”的追求与意趣，又突显西方文化注重的个体人格的力量和人性本身的价值。《飞鸟集》共有325首短诗，内容丰富，句句是箴言，风格清新隽永。泰戈尔寄情于自然，寓情于景、于物，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可以说，他的这部《飞鸟集》是一部充满了对生命的体悟，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有温度的哲理诗集。泰戈尔以精妙的语言，纯净质朴的诗意文字，触及了人生的不同境遇，易于投射到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泰戈尔的诗歌能够使人们获取情感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在残酷、乏味的现实中，更体现了人格的价值与人性的美感。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飞鸟集》新序中说：“泰戈尔的这些短诗，……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语，……它们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那些诗，是带着很深刻的讽嘲，甚至很大的悲愤的，更多的诗是充溢着对人和自然的爱的，还有些诗是像‘格言’的，其中有不少是会令人讽吟有得的。”

　　《飞鸟集》最早的翻译者是郑振铎先生。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先驱，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郑振铎提出文学思想应破旧立新，文学应肩负新的使命与任务。因此，他积极译介异域的优秀文学，早在1921年，郑振铎就与王靖分别翻译过多首泰戈尔的诗。1922年，郑振铎选译的《飞鸟集》在中国问世，成为其追求思想解放与独立而进行的文学翻译创作活动的一次系统性尝试，为彼时寻求新文学、新思想的知识界播下了一颗饱含自由与爱的种子。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至今已有96年历史，一直长盛不衰，被视为经典之译作。 《飞鸟集》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然的崇尚、对宇宙的思辨、对人生的体悟，感动了一代代中国文学青年，也影响了不少历史上的名家，如刘半农、鲁迅、瞿秋白、徐志摩、冰心等，郭沫若曾言“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

　　《飞鸟集》的另一个具有特色的译本，出于姚华之手。姚华（1876－1930），字茫父，近现代学者，中国科举制度下的最后一代文人，工词曲，善书画，亦是刻铜大家，被誉为旷世奇才。郑振铎的译本问世后，“当时姚茫父先生见之，大为赞赏”，便在译文中选择了257首，改写为长短不一的五言诗，名曰《五言飞鸟集》，在徐志摩的推动下，于1931年由中华书局刊印发行。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在《五言飞鸟集》的序中记载了两人见面的情形：“那年泰戈尔先生和姚华先生见面时，这两位诗人，相视而笑，把彼此的忻慕都放在心里。”姚华在北京举办画会时，泰戈尔也欣然前往捧场，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泰戈尔还把姚华的画带回印度，陈列在美术馆里。徐志摩感叹：“这是极妙的一段文学因缘。”

　　姚华先生的《五言飞鸟集》，正所谓“诗人译诗”，可谓将泰戈尔的《飞鸟集》中国化、本土化，用中国传统诗歌的体裁在郑振铎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如“世情生处匿，相亲始见真。真际转幺眇，罕譬求其伦。如古乐府辞，短歌能入神。未若芳泽下，一握复频频。”又如“飞鸟鸣窗前，飞来复飞去。红叶了无言，飞落知何处？”姚华之译本的意译本身，掺杂着他本人对于泰戈尔所言之自然景物、人与生命等主题的深刻理解和微妙表达，“是更具有中国诗的风味了。”（参见郑振铎“新序”，《飞鸟集》，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1页）以中国传统的诗歌体裁演绎出的姚译本，也如泰戈尔诗篇一样，语言精练，清朗易懂，寓情于物，真善唯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诗以言志”的功能和汉语文言之美，可谓将印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

　　两种不同风格的译本，白话文与中国传统五言诗体，一个直译，一个意译。从这些经典译本中，我们能够同时感受到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不同魅力。这一次，商务印书馆集两种各具个性的译文，重新推出《飞鸟集》，是希望为“误入尘网”的“羁鸟”与“迷途之鸟”指路，更希望向往自由的“飞鸟”，能够找到生命与精神的归守之所，在诗意人生中翱翔。

　　感谢泰戈尔，感谢《飞鸟集》，让我们能够暂时忘却人世间的喧嚣，倾听内心的呼唤，感受安宁，向往美好，获得自由飞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