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起，中国就有了科幻小说，此后经历数次起落，与世界科幻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开。等到改革开放后，郑文光、叶永烈等一批作家创作了许多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部分作品的视野和观念已经与世界科幻差距不大。

　　20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因素，中国科幻文艺一度陷入低谷。90年代，以“新生代”为主的科幻文艺新生力量崛起，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再建中国科幻，刘慈欣就是这批作者的优秀代表。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文艺非常小众，即便有1999年高考作文科幻命题等事件的“加持”，科幻文艺总体上依然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

　　2000年后，80后作者群开始出现在科幻创作队伍中，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作者，无论是科技知识储备还是文学手法创新，都更胜一筹。2010年后，中国科幻界已是佳作连连、新人辈出。2015年，《三体》获“雨果奖”，中国科幻的产业化之路也就此开启。

　　据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元人民币，而仅2018年前六个月，产值就已经接近100亿元。此外，科幻在各种媒体上全面落地，除传统纸媒外，其他出版机构也都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发表科幻作品，各种音频产品纳入了科幻作品赏析，甚至网络综艺节目也开始与科幻界合作。当然，还有科幻影视。《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从2017年到2018年上半年，国产科幻电影票房总计22亿元，科幻网剧产值达16亿元。电影《流浪地球》更是正面挑战了“中国现在还不能拍摄重工业科幻大片”的断言，并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与此同时，中国科幻也正在走向世界。曾摘得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的科幻作家陈楸帆说，近些年，已经有大概30名作者的1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从最有名气的刘慈欣到初露锋芒的年轻作者，都有机会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在世界读者面前。“雨果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认为，这是自“功夫”之后，中国最大的文化输出。

　　可以说，经过百年历程和数代人的努力，中国科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从西方科幻惯有思路中跳出来

　　然而，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下，中国科幻文艺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甚至暗藏潜在的危机。

　　科幻创作是整个产业的核心，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决定着整个产业能否健康、长期发展。

　　中国科幻在过去30年里，是相当文艺的。它继承了西方科幻的传统，关注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和科技的关系。在对这些话题的思考中，作家们关注更多的是科技可能带来的问题。这也很好理解，有问题，才有矛盾，有矛盾，才有故事。正如刘慈欣所说，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方式。

　　但是，这种倾向有两个问题。

　　其一，很多哲学层面的思考承袭自西方科幻，而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的考察。比如人造人问题，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第一次提出这个命题，直接指向宗教与反叛的主题。中国读者很少能体会到西方读者那种重现与轮回的深层次恐惧，最多在理性层面认可这层含义而已。

　　其二，这种倾向与中国当今的社会主流感受不符。在中国高速发展的40年中，科技给人们的总体感受是正向的。现在的中国，就像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科技正大刀阔斧地重塑着中国社会，人们也相信科技的力量。

　　因此，从西方科幻传统中习得的那些哲学思考，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读者产生足够的心理联结，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这种主流倾向继续下去，中国科幻可能会重新回到边缘，进入我们很熟悉的那种“圈内叫好、圈外冷淡”的状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科技的反思不对，而是说我们应该跳出沿袭已久的思路，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

　　此外，科幻是个极度依赖创意的文艺类别，创新是它的核心生命力。你要么提出个全新的东西，要么在已有的东西里找出新意思来。但是科幻创意，尤其是那种开创性的创意，是很难找到的。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为了投入产出比最大化，人们大量生产不具备科幻创意，但故事纯熟的作品。最终，这样的作品会收割目前“科幻热”带来的红利，但不能从根本上推动科幻的发展。沿袭这种创作套路，中国科幻当然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热度，但随后很可能因为质量不能提高，再次被边缘化。

　　对中国科幻群体来说，产业化本身也是一种挑战。无论是科幻作者还是科幻迷，都习惯了长期孤独守望的日子，如今机遇和收益扑面而来，也强迫这个群体进行转型。中国科幻就像个刚进入成人世界的青年，以前青春浪漫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必须适应新的规则和观念。这些人可能还一时不太知道该如何面对资本、面对公众，但他们必须尽快学会。

　　在本土化基础上进行创新

　　大多数中国科幻界人士没有过于乐观，他们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科幻攀登“高峰”的方法。

　　这几年，科幻界要求加强科幻与中国本土联结的呼声越来越强。陈楸帆在“星云奖”获奖发言中，明确提出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2018年中国科幻大会，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关于赛博朋克本土化尝试的论坛。这些不是作家们一拍脑袋冒出来的点子，而是中国科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因为我们要在国内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然要和中国读者建立足够的心理联结。

　　我们需要关注科技的动向，思考人与科技的关系。40年来，中国经过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虽然不能说领先，但在实际应用层面，我们的创造性和活力已是不同凡响。如果说欧美塑造了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那么信息时代，中国很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新塑造者之一。我们身处其中，每天目睹着各种变化与可能性，这简直是科幻作家梦寐以求的好机遇。

　　我们需要对科幻本体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可能小到方向的偏转，大到整个流派的创建。从世界科幻的现状来看，西方本位的科幻已经陷入发展困境，难以获得突破。一些欧美的科幻出版人、活动家开始满世界寻找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幻，希望能通过多元文化融合来进行创新。中华文化是人类重要的文化之一，应当参与到这一创新进程中。

　　此外，我们还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媒体的合作，向社会进行科幻观念的普及。在这一点上，电影《流浪地球》意外地起了作用。这部影片不仅带起了一波观影热潮，也带起了一波讨论热潮。

　　比如科技硬伤。作家们经常开玩笑说“科技硬伤是作品的一部分”。科幻作品传递的是对宇宙的好奇，对科技的向往，对未来可能性的关注。一般来说，科幻作品要求科技设定自洽即可，但受众对科技硬伤问题的不依不饶也有积极意义，至少它有利于科幻观念的普及推广。

　　再比如一些人对影片价值观的质疑。其实，影片的价值观来源于西方科幻“黄金时代”，主张将人类看作一个种群，讨论这个种群在科技架构下如何去应对环境的挑战。刘慈欣自己也承认这种继承。科幻有很多流派和价值观，作家本人可以根据其偏好来选择某个方向。从科幻本身的逻辑看来，它们都是有价值的，没有对错或好坏之分。

　　这种大规模的讨论，在科幻界看来都是老话题，但它发生在社会大众中间，就很有意义。以往的美国科幻大片，大家都带着欣赏的态度看，喜欢或不喜欢，仅此而已。国产科幻大片的出现，让所有人突然发现“哎，我可以说几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次面向全社会的普及科幻理念的机会。

　　因此可以说，电影《流浪地球》的现象级表现，就是中国的《星球大战》时刻。这并不是说两部影片水准相当。从科幻的逻辑看，《流浪地球》要远胜于《星球大战》。但是，它们都是商业科幻大片的奠基之作，它们都对社会文化产生了作用，最重要的是，它们都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也能参与到仰望星空的行列中。

　　那么，中国科幻的春天来了吗？我们现在还不能下这个定论，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回过头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眼下，我们应该关注接下来怎么办，因为我们的行为，将会决定这是不是个“春天”。中国科幻不能只有一部《三体》、一部《流浪地球》，也不能只有一个“刘慈欣”。我们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作品，需要更多能保持水准而不是只能创作一两篇佳作的作家，需要更多愿意参与到科幻事业中的能人。

　　随着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重要基石已经放下，我们该考虑让它继续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