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己”存“异”、多发己声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一味坚持己见。去二元论的伦理归宿应是中美文学交流的常态。中美文学并无优劣之分，仅认同任何一极的处理都会丢失交流本真界面。

　　种种数据表明，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美国的落地研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和对中文项目投入的力度都极为惊人，在国外中国主题出版机构、汉学家数量和研究中国机构的国家分布上，美国均位居第一，分别占总比例的21.11%、32.24%和28.49%，超越了拥有地缘和文化传播优势的日本。国家项目投入方面，美国从2005年的13个发展到2009年的56个，总量位居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当我们聚焦文学“走出去”这个话题时，也需要意识到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出版就画上句号，相反，翻译质量和翻译策略都是应值得重点探讨的问题。

　　翻译是一场“持久战”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兴趣蒸蒸日盛，但鉴于中国文学译介的临界性，实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阅读尚需不短时日，必定是场“持久战”。这一结论可从中美文学交流的综合因素考量中得出。

　　一方面，中国文学译介尚处新旧力量角逐的临界点。英语在文学、翻译、传播等各层面均处于主导地位，极易导致文学发展的同质化。这种中美交流的整体性失衡，尽管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之后一直备受全球关注，被大力推介，但根本性地扭转交流逆差尚需时间。

　　另一方面，从多个角度考量，中国文学译介的美国运行市场还未成形，需时间积淀。译者层面，专业度和收入及其社会地位的不对称性以及文学翻译的读者需求量低造成大部分美国中英双语人才不愿专事于中国文学英译；文学代理人层面，美国整个文学代理圈对中国文学作品的低认知令代理人对中国文学英译作品不敢下手、敬而远之；出版层面，美国出版社常在原则和利润间犹豫。这种矛盾的抉择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在美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翻译编辑层面，由于中国翻译文学在美国文学场域中尚处边缘，他们多以本国受众阅读习惯为考量，文本入侵性较强；大众读者层面，美国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文学作品的读者，其接受水平大概相当于上世纪初期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

　　在中美文学话语权不对等和受众市场未成熟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文学译介在美国的遇冷不足为奇。需要强调的是，文学交流的此强彼弱是历史产物，具有相对性。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技术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深入发展，中美文学交流将进入历史新阶段——两者无论在强弱程度还是优劣形势上都会逐渐中和，更为多元、灵活、客观、普世的文学风格和标准将问世。2014年，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的英文版在美国上市时，无论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还是专业书评、大众书评均对这本作品给予肯定。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在美国虽只有64家影院放映，单场收入超过2.6万美元，是当周票房冠军《乐高大电影2》收入的3.3倍。可见，中美文学交流逆差之状正在改观，且渐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成功译介有待时间的磨砺。

　　译介核心在于保“己”存“异”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文学传播的是人类的是非标准以及其内心最为珍重的信念。这些是非标准和信念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它既普遍，亦特殊，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同一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真”“善”“美”的价值观的全球共识，是中国文学实现跨域阅读和接受的基础。而差异性则要求中国文学既要谋求自身发展，保持独立性，又要在倾听他者的同时，多发己声。

　　首先，中国文学要在全球文学发展放缓期谋求自我发展的新径。

　　阅读市场方面，消费社会导致人、物关系剧变，文学的消费功能日显，严肃文学鲜有人问津。贺拉斯笔下的“寓教于乐”观在当今美国文学市场被撕裂开来，前者式微，后者日繁。此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科技的日新月异，美国读者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好奇锐减，上世纪80年代盛行的写实元素正失去作为“社会、历史”的参考价值，较难引发受众的阅读体验，获取共鸣和认同，最终沦为文学阅读市场的“弃儿”。吴赟教授曾指出：“就大部分西方读者而言，他们所接触的很多中国严肃文学都与乡土题材、文革题材有关，都从历史的宏大叙事展开，讲述跨越几十年的故事。对他们来说，这些类似题材的长篇小说已经拘囿并消磨了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

　　文学创作方面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写作经验极可能丧失独特性，同一化生活模型的出现使作品趋于雷同；其次，作家的生活形态呈现非社群化，人际交往能力下降，失去社群的归属感和庇护感，创作丧失历史和记忆的连续性，故事性恐有所损。更糟糕的是，一旦“功利至上，效率至上”的标准流行于世，美好的精神价值易受损流失。“大叙事”逐渐淡出创作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小叙事”。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挖掘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富矿以丰富文本内涵，创造出故事性强且具“真”“善”“美”价值的文学佳作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重大命题。

　　此外，中国文学的创作要保持独立性，免受美国文学形而上学的影响，即，把特殊存在说成普遍存在，再把普遍存在说成垄断存在。移居新大陆的美国人一贯饱含进取精神，重实际、重物质。美国文学是“美国梦”的文化衍生，有意无意间含摄了实现梦想所需的自主性与权威心态。爱默生曾在演讲《美国学者》中呼吁：美国人应摆脱欧洲情结，走出英国阴影，自创文化品牌。很大程度上说，美国文学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和文学标准是地中海文明的包装。中国文学需在与之交流、互赏、思辨、借鉴之时，谨防被异化，坚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不少汉学家和翻译家多次批评中国文学缺乏人物深度心理描写。吊诡的是，是否各国文学书写人物心理都得像司汤达、乔伊斯那般？深受史传叙事影响的中国小说，其独特的心理叙事真的略逊一筹？其答案不予置否。有学者就认为，中国小说更利于人物心理揭示。王成军认为，不能因为中国小说没有西方小说那样的大段心理描写而否定其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叙事有时比一切都说穿说透的心理小说更心理，事实上某些现代小说的内心独白、潜意识的描写，有时反而令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以理解。

　　中国文学的独立性是世界文学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是解决全球问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当今社会问题带有全球性，全人类共临，单个国家的努力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文学所富含的价值与问题虽具共性，但无法通过某个单一国家文学得以全现。全球问题必通过世界各国协商解决，世界文学也须在各国、各地区文学尊重彼此特性，自身谋求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充实与完善。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的独立性凸显为中国作家创作力本身，具世界性意义。

　　再者，要抓紧建立中美文学交流的有效对话平台。目前两者交流有效度不高。美国文学的主体弹性较弱，自我立场较坚定，文学交流的自由度和包容度较小。中美文学交流应以尊重双方主体性为基础，承认差异性，在动态中寻求对话的切入点、共通点和平衡点，形成新型的、高效的文学对话机制。这种差异性和包容度的共在，既尊重了双方，又保留了分歧，可长久地保证两国文学交流朝健康方向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保“己”存“异”、多发己声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一味坚持己见。去二元论的伦理归宿应是中美文学交流的常态。中美文学并无优劣之分，仅认同任何一极的处理都会丢失交流的本真界面，两极正当的模式亦不可取，势必会导致双方自说自话，低效伤神。当下，中国文学的美国译介应把接受放在首位，觅求的是一种意义阐释层面的伦理妥协，只要译介本体未变，多元形式应允包容。要知道，即便经过翻译家众多自主改编而更易被读者接受的莫言作品，它依然姓“中”而非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