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关于“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重要倡议精神，从2019年起，国家新闻出版署开始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这对于新时代中国出版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实施3年来，有关部门和单位克服国际形势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清晰地看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乃至未来还可能面对的多重挑战。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压实主体责任，锲而不舍、行而不辍，汇聚起战胜前进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伟力，圆满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付的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

2019年5月15日—22日，有亚洲4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官员和文化、教育、影视、智库、媒体、旅游等领域代表共计2000余人参加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既覆盖亚洲又向世界各文明开放，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是一次中外文明大交流、多元文化大汇聚、多国民众大联欢的文明盛事。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世界潮流，在演讲中指出：“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现在，大量外国优秀文化产品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重要倡议精神，从2019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启动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2021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又将其列为出版走出去的重点工程。^[2]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提出和实施，对于新时代我国出版走出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自2003年1月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提出走出去战略至今 ，^[3]业已历经近20年。20年间，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推动出版走出去的重大工程项目。这包括以书为媒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工程和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等，以企业和地区为抓手的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和边疆地区新闻出版走出去扶持计划，以及以传播渠道为重心的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等。^[4]这些工程项目基本都出自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之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则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是党中央交予出版界一项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出版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党中央对出版走出去工作的殷切希望。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系统阐明了中国的文明观，提出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5]这些为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新时代我国出版走出去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全球疫情、地区冲突，逆全球化复杂因素相互影响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受到严峻挑战。在线下出版走出去工作中，人出不去、进不来，学术交流、国际书展等方式都受到阻碍，出版走出去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6]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对此，不少业内外人士对我国出版走出去能否更进一步流露出这样或那样的担心和忧虑。而从3年多的探索和实践来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有助于国家间找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最大公约数”“行动路线图”。由此，也赢得许多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这对于新形势下我国出版走出去增强了百倍信心，增添了新的更加充足的底气。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锚定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对外翻译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和国际出版版权数据库建设等四大“出版走出去工程”。^[7]其中，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对外翻译出版工程是出版界业已实施多年的传统对外翻译出版工程项目。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是一系列出版物对外推广活动，包括组织出版单位参加国际书展，举办重要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及中国图书春节联展等。而国际出版版权数据库建设主要目的是收集分析出版物进出口、版权引进输出有关数据，为出版走出去提供基础性服务。与这三项工程项目的设计不同，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看似仅是一个专项而非一组工程项目，但其涉及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既要对外联络、确定签约，又要提供书目、推广落地。尤其是面对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不仅需要把我国翻译出版的图书在其宣介，还要帮助其图书翻译出版乃至在我国传播落地。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实施还要改变目前我国引进欧美图书较多，引入其他国家书籍较少的不平衡状况，以达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目的。这也使得项目的实施更具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新条件下我国出版走出去带来全新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更新的发展机遇。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实施3年来，有关部门和单位克服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带来的严重影响，通过各种渠道联合亚洲各国政府，以及出版、教育、文化和外交等各行各界，充分利用民间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相结合的渠道，推动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2020年12月8日上午，在以视频形式举办的第十六届中新双边合作机制（JCBC）会议上，中新双方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中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新加坡共和国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谅解备忘录》等事项。^[8]这是自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启动以来，我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签署的首份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备忘录，引发亚洲其他国家强烈共鸣和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

2021年恰逢我国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与伊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与老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2022年我国与阿塞拜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借此东风，我国分别与这4个国家签署国别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备忘录。尤其是2022年2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时任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代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体育和青年政策部部长贾满库罗夫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体育和青年政策部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由此，将亚洲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签约工作推向高潮。^[9]截至2022年10月，与我国签署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备忘录已达到9个国家（详见表1）。

表1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项目启动以来
签署国别备忘录情况一览表

按照与这9个国家所签署的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备忘录有关内容，从签约日起5年内，双方将相互支持对方国家经典著作在本国翻译出版。为此，双方要遴选出本国最为经典、最为重要、广受好评的50—100种图书供对方选择，再由双方出版、语言、人文、外交等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联席专家委员会，以友好协商方式各选出25部作品进行翻译出版或双方共同翻译出版50部作品。当然，一方有权依据本国法律对另一方所提供的图书作出最终决定。

中方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专项工作办公室精心遴选了102种中国经典著作，作为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中方首批推荐书目。其中，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之江新语》《摆脱贫困》《知之深 爱之初》《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习近平讲故事》等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著作11部，《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中国70年（中、英文版）》《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研究》《民主的中国经验》《仁学本体论》《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哲学简史》《论道》《乡土中国》《解读中国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国史纲要》《中国思想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故宫营造》《美的历程》等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38种，《周易译注》《诗经译注（修订本）》《论语译注》《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笺注》《元曲三百首》《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启功注释本等古代著作23种，《鲁迅小说全集（丁聪插图本）》《家》《四世同堂》《子夜》《围城》《边城》《呼兰河传》《曹禺话剧作品集》《创业史》《受戒》《美食家》《棋王 树王 孩子王》《人生》《白鹿原》《活着》《尘埃落定》《解密》等现当代文学作品25种以及《寄小读者》《宝葫芦的秘密》《我是花木兰》《盘中餐》等儿童文学书籍5种。这批图书生动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精彩诠释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大力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发展图景，积极呈现了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由此，赢得了业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双方还各自指定一家或多家出版机构作为承办单位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根据意愿、条件、基础、资源等要素，经过专家评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云南大学出版社、辽宁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等出版单位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分别成为我国与新加坡、巴基斯坦、韩国、伊朗、老挝、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和蒙古等国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项目中方主承办单位。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对所涉及图书内容、购买版权、选择编辑和翻译以及图书的设计、出版、印刷发行等方面事宜，由联席专家委员会联席秘书处负责协调解决，并监督项目的推进工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项目实施期间，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项目实施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多重严峻挑战。其中，联络不畅、翻译短缺、落地困难是制约项目实施乃至未来还可能会面对的主要障碍。

与列入《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的其他“出版走出去工程”不同，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首先必须与相关国家签署国别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备忘录。签约成功后，还要成立联席专家委员会，选出拟翻译出版书目供对方选择，各自指定或遴选一家或多家出版机构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工作。而大多数亚洲国家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相比经济普遍落后，人力、物力、财力有限，有些国家对项目的实施能力不足。还有些国家由于与我国在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差异，对我国政治制度、管理方式等需要不断沟通达到认同。再有些国家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社会环境错综复杂，不时发生争端冲突。这些困难和障碍不是坐在家里“纸上谈兵”就能解决，许多需要亲赴对方国家进行现场协调谈判。由于疫情原因，联系协调大多依赖于电话、邮件，对外联络沟通工作异常艰难。 

目前，除我国外的亚洲47个国家和地区涉及20多种语言，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小语种。譬如，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尼泊尔语、老挝语、普什图语、僧加罗语等。而国内这方面的小语种翻译人才少之又少，有些甚至就没有。加之译文绝大多数由我国非母语译者完成，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语言使用等不可能完全掌握，与签约国读者阅读表达习惯难免存在差异，势必影响项目预期的效果。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我国出版社对外传播工作基本是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以及各地出版进出口公司等渠道来实现。^[10]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出版行政管理部门配套出台一系列面向出版单位走出去的工程项目，由此极大激发了其走出去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许多出版社走出去的热情空前高涨，也取得不错的成绩，为出版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一些出版社积极实施“本土化”运作，建立了诸如 “尼山书屋”“中国主题编辑部”等海外机构推动走出去工作。但对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而言，仍然缺乏在境外从事出版传播业务必要的渠道和资源。而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绝不是单向的外宣推广或传播，而是对签约双方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后落地有着效果检验的具体要求，这对承担或即将要承担项目的出版单位设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

针对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乃至未来还可能会面对的联络不畅、翻译短缺、落地困难等多重障碍，作为项目参与者，结合自身心得体会，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仅供有关部门和单位参考。

广交朋友、善交朋友，不断拓展联络沟通渠道，保证项目健康持续安全推进。目前，我国已与新加坡等9个国家完成签约工作，与孟加拉国、菲律宾、土耳其、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签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筹备中，还进行了哈萨克斯坦、印度、马尔代夫、沙特阿拉伯、文莱、土库曼斯坦等国签约前期调研和渠道疏通等工作。尽管如此，仍有20多个国家需要接洽沟通，完成签约以及签约后的落实工作，任务紧迫艰巨。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尤其要交那些关键环节说得上话、帮得上忙、办得成事的真朋友、铁哥们。注重日常、做在平常，真诚相待、以心交心，深入而有效、耐心而细致地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联络协调沟通工作。既要与各国政府包括驻华大使馆打交道，又要充分发挥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特殊作用。要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方法，因人施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通过摆事实说服人，展形象打动人，谈情感感染人、讲道理影响人，找准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利益交汇点，进一步扩大朋友圈，不断增进友谊的深度厚度广度。在此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的成功案例，值得很好研究和借鉴。

充分发挥外专和汉学家的重要作用，中国内容国际表达，高质量完成项目的翻译工作。随着各签约国书目的相继确定，书籍翻译工作也将陆续展开。作为承担项目的出版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千金买马骨”的开放性思维，广纳国内外翻译人才。不仅要使用那些熟知相关国家和地区文化背景的国内优秀翻译，更要用好知华友华的外籍人士。20世纪90年代，我国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在与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加拿大籍史学大家卜正民就外国人看中国与中国人看中国的异同时谈道：“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需要外国学者。”^[11] 2022年7月20日，汇聚61国、105位成就卓著汉学家与翻译家的世界汉学家理事会在北京语言大学成立。这些汉学家与翻译家都是自觉自愿报名加入理事会，其中不乏一些国际知名学者。有关部门要逐国“激活”这些汉学家，利用其专长加强对项目图书翻译质量的把关，保证翻译的内容既忠实原意又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使其真正发挥讲述中国、亲睦亚洲、联系世界的关键作用。 

针对项目图书落地，开展图书阅读调查，检验输出传播效果。关于出版走出去效果评估工作，目前国内有专家学者设计了一些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其中的一些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对于亚洲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来说，不管是评什么、怎么评，书籍无论是卖出去还是送出去，最终要落实到有没有人看、谁看了、看得效果如何等关键环节上。对此，既简洁而又直接的评估方法即是开展项目图书在当地读者的阅读调查工作。调查既可以委托当地或世界上一些知名市场调查公司，也可由我国第三方机构来承担。通过对项目图书开展阅读监测调查，真正检验出亚洲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在目标国实际传播的效果，在主要受众中的口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