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及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一带一路汉学话语体系研究”项目提供学术支持的汉学访谈《美国汉学家玛丽·克莱尔·图琪——带中国“花儿”走向世界》一文刊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第11版。

　　文章由“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项目组成员、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胡燕春撰写。

　　中国民歌“花儿”被誉为“活着的《诗经》”与“西北之魂”，因歌词中将女性喻为花朵而得名。玛丽·克莱尔·图琪（中文名苏独玉）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首位专攻“花儿学”的学者，担任过该系博导、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民歌、旅游和文化遗产中的音乐、中国电影音乐等。苏独玉把汉学视为滋养心灵的灵丹妙药，热心于中国民俗研究。她至今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曾被青海当地民歌歌手编进“花儿”唱词，演绎了一段“印第安纳白牡丹”的佳话。

　　2024年7月，由世界汉学中心主办的“美国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发展”——美国汉学家大会在青岛成功召开，来自美国的17位著名汉学家与国内数10所高校的100余位学者共同参与。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苏独玉（Sue Tuohy）“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Culture: Regional Music and Dance Dramas”为题，深刻剖析了中国文化表演领域的新趋势——景观剧。

初寻“花儿”不遇

　　对苏独玉来说，涉足汉学是一次颇为意外的学术探索。科班出身的她接受过系统的音乐学与民俗学专业训练，在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先后取得了音乐史专业的学士（1978年）、硕士学位（1983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分别取得了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专业的硕士（1981年）、博士学位（1988年），还辅修了东亚语言文化和中国语言文化。

　　1976年，苏独玉还是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在听到一位来自东方的访问学者讲授的关于音乐人类学的课程内容后，她立下了成为一名音乐人类学家的理想。这位学者建议她，为了更好实现这一愿望，要掌握至少一门非西方语言。在当时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仅有的两种非西方语言教育中，苏独玉选择了学习汉语。但受限于当时该校的汉语教学水平，她的汉语学得并不理想。之后，苏独玉在印第安纳大学继续深造时，该校导师考虑到她选修过中文，希望她在中国民俗音乐研究方面有所成就。

　　印第安纳大学档案室存放有不少中国音乐磁带，最早的有1905年的音乐录音，都极其珍贵，但其中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歌声乐资料却非常稀缺。在此期间，苏独玉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大致选为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歌民俗，并萌发了去中国现场研究民歌的想法。

　　在那时，一名美国人要想实现中国之行并不容易。好在印第安纳大学与南开大学有交换生项目。1983年，苏独玉进入南开大学留学，并在魏宏运、薛宝琨两位学者的帮助下，前往甘肃兰州，拜访了兰州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民俗学家柯杨。在柯杨的建议下，苏独玉终于在中国大西北找到了博士论文的选题——研究中国西北民歌“花儿”。

　　从此，苏独玉开启了“寻花”之路。回忆起1984年的初次宁夏“寻花”之旅，苏独玉感到不无遗憾。当时因语言沟通等诸多不便，她只在宁夏停留了一周时间，并没有遇见“花儿”传承人，也没能够现场观看到“花儿”演唱。在她看来，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次是寻“花儿”不遇。

苏独玉（前排中）正在与“花儿”民歌演唱者交流

致力“花儿”研究译介

　　初次的寻“花儿”不遇并没有阻止苏独玉继续前进的脚步。此后，苏独玉又多次前往甘肃、青海、宁夏开展田野调查，考察山沟沟里的“花儿”会实况，与“花儿”歌手面对面交流……在柯杨、巍泉鸣等中国“花儿”民俗专家的帮助下，苏独玉终于在1988年完成了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想：论“花儿”、“花儿”会和“花儿”学术研究》的博士论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打开，苏独玉获得了开展“花儿”研究的更好条件，她的研究活动得以全面深入展开，并完成了学术专著《被想象的中国传统：以“花儿”民歌、“花儿”会与“花儿”艺术为例》。通过扎实的民族志研究，苏独玉对中国西北地区的音乐生活进行了长期考察。从政策层面到具体表演细节，她深入阐释了“花儿”由中国西北的地区性民歌到被建构为中国传统艺术、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

　　苏独玉回忆，那时候自己每隔几年就要回到中国进行数月的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她和中国民俗学同行有广泛的交往，与西北地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汉族的“花儿”歌手有深厚的交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苏独玉不仅掌握了流利的汉语，还能听懂西北地区兰州、西宁、临夏等地的方言，这使得她记录的“花儿”唱词更为准确，翻译也更为雅达。

　　在苏独玉看来，文化想象源自于真实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并在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作用下推动自身发展。人们离不开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交际，需要以此为基础理解所接触到的世界并对其进行改造。从民族志意义上来看，“花儿”文化就是通过这样的社会建构，持续不断、多样面地逐渐被合理传统化，成为具有文化价值的特定群体记忆。

　　多年以来，苏独玉始终以中国西北民歌“花儿”知识为基础，在美国从事民族志研究、教学，翻译“花儿”歌词，将中国民俗学特别是“花儿”民俗的发展状况介绍给美国民俗学界。她在印第安纳大学开设了中国民俗文化课程，常在课堂上播放“花儿”录音，向来自各国的学生讲授“花儿”，深受学生喜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独玉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史密森民俗节上，主持推介了中国“花儿”民歌，对参演的两位青海藏族歌手赞不绝口，让更多西方民众了解了中国西北的这种民间歌谣。此外，她还不时推出自己的“花儿”民俗研究成果，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悠久历史：以西北‘花儿’民歌为例”“青海‘花儿’与我的文化研究”“民歌的搜集整理者及其民歌选集在传统的社会建构中的作用”等为题，在中国用中文讲课，获得一致好评。

发掘“花儿”多重文化价值

　　在苏独玉看来，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应置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视角中进行考察。“花儿”这种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民俗，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话语形式，对中国多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内蕴其中的地域性思想也随之逐渐渗透进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之中。

　　面对21世纪人类在改善维持地球生命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苏独玉开始注重研究表达文化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她聚焦于传统艺术表达的战略运用，组织了多元环境主义研究小组项目，围绕民俗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地方的本土实践和文化表达角度关注歌曲、故事、手工艺作品、仪式和行为实践等内容，为社区生态变化管理增强人类能动性。

　　追踪研究“花儿”民歌多年的苏独玉，如今是国际知名的中国民俗学专家。现在的她还致力于发掘人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关注中国的环境话语、遗产实践和保护项目。在苏独玉看来，当前中国诸多环境话语和文化实践，都是在努力建构起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将环境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联为一体，去动员人们关心生态环境。

　　从少人知晓的民间“野草”，到成为一种特定地域性的民歌流派、一个多民族地区的民俗传统、一个更广泛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构成，曾经文化艺术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花儿”，如今经过一代代中国学者的接续努力，得到持续向好的保护、传承，进入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更是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令苏独玉格外欣喜的是，中国西北土地上长出来的这朵“文化之花”，从田间地头走向都市舞台，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绽放出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