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北外国际汉学，作者徐冬皓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当代印度华裔汉学家谭中教授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贡献。谭中教授以其深厚的中文功底和家学渊源，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他的研究涵盖广泛，通过对其研究和著作进行分析，了解他在传播中国历史、文学及古代文化方面的贡献，可为两国人民提供宝贵的知识，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友谊。他的成就不仅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可，也为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谭中；印度汉学；中印交流

谭中的中国历史研究

　　谭中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在其著作《中国与美好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1840—1842）》（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 1840—1842）（以下简称《中国与美好新世界》）中有所体现。这是一部介绍中国近代史非常重要的作品。谭中主张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围绕鸦片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利益冲突。他认为，英国人无法抵挡在走私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的诱惑。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杂志，刊发了纳拉扬·达斯（Narayan Das Arvind，1948—2000）写的一篇关于《中国与美好新世界》的书评［“Reviewed Work(s):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 1840—1842byTanChung”］：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及中国近代史学家李建农等人认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表面上是由禁止鸦片问题引起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谭中驳斥了这种“文化战争论”，同时也驳斥了张馨保提出的“贸易冲突论”。尹锡南教授在分析这本书的时候，也提到“以他自己的理论框架支撑其论点确实显得单薄甚或力不从心，这或许与他的治学风格有关。”

谭中先生

　　《海神与龙：19世纪中国与帝国主义研究》（Triton and Dragon: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Imperialism，以下简称《海神与龙》）是一部论文合集，也是谭中介绍中国近代史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书中对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批判其貌似中立的立场表象下，实则将帝国主义的统治描述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步，并将这种具有政治色彩的言论包装为历史的一种“既定”事实。德里圣斯蒂芬学院（St. Stephen’s Couege Delhi）的塔尼卡·萨卡尔（Tanika Sarkar）曾这样评价《海神与龙》：“谭中强烈、明确、毫不妥协的批评，其相当暴力的表述多少有些问题，但是他的努力令人钦佩。毫无疑问，他的愤慨是正确的，他的立场是正确的。”谭中不但将犀利的语言诉诸笔端，还以响亮、热情的声音传播出来，这对印度学生们非常有吸引力，也让《中国与美好新世界》《海神与龙》这两本书成为印度各大学学习东亚近代史的教科书。

　　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谭中指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不看中国书”问题，引发与会者思考和共鸣。他认为不但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文明，中国人自己也要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真正地扛起中国研究的大旗。在2017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文明史》中，谭中教授以文化与文明的进展为切入点，全面探讨了从先秦两汉时期直至当代社会的中国历史文明演变过程，以客观、学术的态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深入剖析，针对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存在“沙文主义”倾向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尤其对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等西方学者喜欢用“天下”“天子”“天命”等来诠释中国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予以澄清。谭中指出：“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可取，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模式，而是一直坚持走文明道路。”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谭中将向学生和公众传播历史真相当作自己的责任，在《全面认识中国历史》（“Towards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一文中，他强调历史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当研究外国的历史时，需要把自己置身于对象国的文化框架内才能获得真正的洞见。虽然不是只有“局外人”才能理解异质文化，但如果外国学者不懂中文，是无法深刻理解中国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的。

　　中国有“南蛮天竺”一词，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对印度的侮辱。谭中通过对古代历史的分析，说明当时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天子统治下的联盟被认为是位于世界文明的中心，这一疆域的范围极其有限，排除了今天中国长江以南的一大块地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更多地被用来表示中国四周的土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同时他解释了汉语有严格的词序，如果要从以上文本中确立对“野蛮印度”的解释，就得跳过中间“天”这个词。实际上，天竺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对印度以示崇敬而创造的词，中国并非那般自大，因此他认为“南蛮天竺”正式的解释是“南方外邦以及天堂般的印度”。

　　在《中国史学》（“Chinese Historiography”）一文中，谭中向印度介绍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发展及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观点。他从史学中的“史”的书写方式开始分析，揭示了中国史学起步于政府指派的记录官，重要信息和知识的传递，经由史学家记录下来。他认为中国史学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和整理，也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刻解读和反思，不仅承担着记述历史的任务，还在积极解读历史事件，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历史的独特视角。谭中先生重点介绍了史学家孔子和司马迁，认为二人强化了中国史学传统，是中国史学家的典范。

　　在印度国防学院，谭中教授为学生们呈现了一场深刻的专题讲座——《中国历史和文化》（“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他深入剖析了中国历史的三个重要时期：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农业文明，至秦、汉、唐等统一而强盛的王朝，再到现代中国政治形势的三种可能发展方向。在演讲中，谭中教授呼吁人们将中国视作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引导人们认真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此文节选自《国际汉学》2024年第3期《沟通中印两大文明的当代使者：谭中》第二节）

（徐冬皓：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