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由日本著名学者如气贺泽保规、小岛毅等分别撰写的十卷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在国内引进出版，问世后销售量至今已达10 万套。2016 年，《哈佛中国史》一经出版，就被放置在了国内书店的畅销书展台上……近几年，由国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史书籍，受到了学术界和大众读者的青睐。

　　除了通史著作，一些单行本的海外“中国学”著作同样广受欢迎。比如，美国学者裴士锋的《天国之秋》、欧立德的《乾隆传》都曾引发国内公众的广泛讨论。

　　西方汉学著作的确有它的魅力，比如在资料上面注重最新的成果;研究角度上出新出奇，不停地开拓如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等新话题;叙述方式上通俗易懂，甚至将历史研究写得如侦探小说一样精彩。当下它们在国内的走红，一方面显示出了西方、日本学者在某些问题上的高超分析和论述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大众历史写作方面的缺失和一味“崇洋”的心态。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宋晨希

　　“海外中国学”著作何以会形成这样独特的魅力?历史学者葛兆光在为《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做了总结：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有机地运用于自己的叙述;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

　　近年来在国内知识界和公众中流行的海外汉学著作，如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

　　他同时提醒，西方“中国学”著作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忽视主流历史文献的引证，论述不完整、不深入等。这些缺陷在学术界和大众的一味吹捧中被忽略。正如他在《缺席的中国》一文所说，中国人对于西洋的理论家，往往会网开一面，碰上洋著作就采取双重标准，仿佛洋人拥有“治外法权”。

　　这种心态折射出中国人对于西方研究的过度推崇，也反映了中国百年来历史学研究上的创伤。

　　他者之眼

　　西方对中国的关注与书写由来已久

　　西方人在几百年前就对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早在元代，马可·波罗亲自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马可·波罗行纪》让欧洲人见识到了中华帝国的繁荣与富有，“中国热”在西方逐渐形成。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回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通过传教士翻译的资料在书中描摹他们眼中的“中华帝国”。

　　清末民初，中国门户洞开，中外交涉增多，很多考古材料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汉代的居延汉简等相继发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最先确立汉学研究的是法国，1902年12月4日，法国在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召开了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出席者有法国、奥地利、德国、挪威、日本和中国的代表37 人，共103人参与大会。这次会议的重要决议之一，就是对中国边疆进行考古探险。

　　其中，有位名叫沙畹的功莫大焉，后继者称他为“开创汉学研究的第一人”。他曾于1889 年来华，任职法国公使馆。1907年，他开始在北方进行考古考察，深入中国社会，发现了大量此前没有人注意的考古资料。继之而起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法国汉学家，借用中国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历史与埃及、印度等进行对比，将中国放到世界史的序列中进行考察。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国汉学家，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

　　历史学者桑兵认为，近代西方形成的“汉学”研究，是由四裔逐渐向本土转移，即根据边疆的考古资料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研究。这一套研究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而言，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他们在感叹西方学者的研究优势之外，也生发出了自身沉重的危机感。

　　1928 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发表《史语所工作旨趣》，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使东方学中心可以从巴黎或者京都移到北京。1929 年，陈寅恪在写给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赠诗中写了：“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希望新一代学生一洗在西方学者的阴影下进行中国史学研究的“耻辱”。

　　现在，很多人都推崇民国学者并感叹是“大师以后再无大师”。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学者背后都有着想要跟西方和日本汉学研究相比肩的责任意识，这其实已经奠定了中国史学跟随海外汉学研究路径的基调。

　　西学新风

　　通俗历史写作冲击本土的空洞论述

　　1949 年以后，中外学者的交流受到阻碍，但在五六十年代也出现了针对西方理论形成的“五朵金花”史学话题讨论，即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古代史该如何分期、汉民族如何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五朵金花”的共同特点是“以论带史”，用中国的史料与事实来印证西方历史模式或理论的某些论断，将西方模式看成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将中国历史和史料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

　　此后的七八十年代，中国刚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社会秩序、学术研究等都亟待重建，在史学领域，人们早已看腻了由政治主导的空洞的史学论述，急需一股新鲜的空气。

　　《万历十五年》应时而来。1982 年，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有人将这一年成为大众历史出版的元年。在开篇里，黄仁宇以颇具画面感的方式叙述了1587 年3 月2 日早上的情景：“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然……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

　　学者易中天至今还记得初读《万历十五年》时的震撼：“啊!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正是这本书的触动，最终让他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不过，在学术界的某些学者看来，这本书出现了很多事实错误。史学家陈梧桐认为，它对史料进行了篡改，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但这些并未影响它在大众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至今，公众在讨论明史时仍会将《万历十五年》作为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另一位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著作在国内同样畅销，也说明了中国读者对于历史的内在需求。史景迁把断裂的历史资料，通过想象进行整合，将其变成有血有肉的人，正如学者郑培凯所言，史景迁的著作有一种“对人类文化的深刻了解”。

　　史景迁(1936—)，美国当代中国史研究专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擅长人物研究，代表作《王氏之死》《康熙》《追寻现代中国》等。

　　自80 年代以来，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引进。汉学研究的书籍也以丛书的形式纷纷出版，其影响至今的就有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李学勤、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等。其中一些著作，如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等已不仅渗透学界，也成为了大众谈论历史的重要依据。

　　内外之辨

　　在外观与内省中重新诠释历史

　　客观评价百年来，中国从西方以及日本引入的通俗类中国史著作，它们确实有显著的优势。

　　这些著作都由专业学者撰写，历史撰写也并非目的先行，而是允许历史学者在擅长的领域里尽可能自由地发挥。而且，西方学者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之所以研究中国，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世界文明的起源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如《哈佛中国史》中有关唐帝国的描述，就将唐朝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关注其对外交往和战争的情况。而类似这样的论述以前在中国人的历史叙事中通常只是几句话带过，西方学者却会研究这些事件对于唐帝国和世界的影响。

　　但是，中国学界和知识界该如何借鉴西方和日本汉学的研究尤其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却值得深思。

　　比如，开创美国汉学的费正清在上世纪60 年代提出了“冲击——反应”说，现在，这一学说仍旧是很多大众历史著作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支撑。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改变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本身并无变化的动力，只有在受到西方入侵打破了传统的平衡与恶性循环后，才觉醒起来，并按西方形象塑造近代中国。但中国学者杨念群注意到这一理论带有明显的“官方史”色彩。它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如此不难理解，为何费正清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政府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重要依据。

　　费正清(1907-1991)，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 年。代表作《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早期日本学者提出的一些理论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近年来内藤湖南的著作在国内广受关注，但史学家张广达认为，内藤湖南所提出中国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即“唐宋变革论”，其目的在于证明近代中国已经落后，如今日本该对东亚起到领导作用。

　　诚然，现在欧美和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已经不再明显地牵涉政治，也不会过多从现实问题出发确定学术研究题目。但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这些重要观点，仍是他们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研究的客观性。

　　时至今日，西方的汉学研究书籍出版数量更加庞大，内容更广博，每个月，中国图书市场都在见证着十几本海外汉学新译本的出现。回望陈寅恪、傅斯年的期望，当代人在心态上已失去了追赶西方思想理论的意识，逐渐在其理论后面亦步亦趋。但同时，学界与公众的警醒反思与独立思考也已有萌芽。在这场已开启近百年的外观与内省之拉锯战中，中国学者要如何开创出原创的理论资源，对本土的历史进行重新的诠释?大众读者要如何在接受与祛魅之间摆正求知、读史的心态?在下一本海外汉学译本到手之前，我们应该有所思考和回应。

　　圆桌会

　　中国史学为何会“败”给外国学者?

　　西方汉学受到学术界青睐，本身反映着中国学术界本身的种种问题。中国历史，作为一门本土性的学问，为何会“败”给外国学者?在国内的学者看来，这与过去中国与世界隔绝几十年，无法进行学术对话有很大的原因，也与中国学术体制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当中国史学研究的前景在海外汉学的席卷势头下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中国史学界需要急迫做出改变。

　　与此相反，西方的汉学家却对中国史学前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学术水平比前几代已经提高了很多，未来中国将不再大规模地借鉴汉学著作的研究思路。这种有趣的认知反差之中，是否蕴含着本土史学发展新的可能性?

　　张国刚

　　历史学者的写作要关照公众需求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著有《唐代藩镇研究》《德国的汉学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中西交流史话》等。

　　新京报：西方的中国历史著作被大量引进，受到了很多读者的追捧，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国刚：国外的很多通俗历史读物都是专家在写，而国内的专家却不屑于写这些内容。这恐怕与国内的学术体制有关。学者一般只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著作，要不就写教材类的书籍。因为中国人多，即使有些晦涩的著作，都能卖几万册，但在西方，可能连几百册都卖不出去，甚至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这其实也是逼着海外学者写出让大家关注的通俗性作品。

　　我曾经在德国、日本都教过书，我发现他们大学的课程，面对的学生既有专业内的，也面对专业外的，这就要求国外的老师讲课必须要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顾。我觉得大众历史的写作，其深刻性一定要表现在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晦涩。

　　西方学者看中国会有不同的角度，会引起大家兴趣。这一现象背后折射的是，现在的专家应面对所有读者，写内容深刻，符合大众需要的通史，这需要读书界、学术界共同努力。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交互影响。在这个时代，专家和大众都在一个“频道”里，彼此享受着共同的传播渠道。我们学者书写历史应该考虑更多的读者需求，不该是象牙塔里自说自话，学术界也应该重视大众的历史写作，当然这也不是一下子所能完成的。

　　马勇

　　中国学者有能力写通史但缺少信心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

　　新京报：西方汉学被大量翻译，这对中国史学界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马勇：改革开放前，中国历史学界其实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历史理论一直都是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我们会把古代历史归结为是封建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和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等等这些论述。近代史呢，我们就会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结论来概括。

　　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界接触了其他国家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和他们对话了。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剑桥中国史》引进，中国学者一下子就感到了震撼。在80 年代，国外的汉学研究功不可没，那些著作确实为我们打开了眼界，让我们收获很多。

　　新京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哈佛中国史》等都是国外学者合理撰写的通史性著作，但中国当代学者却很少合作撰写一套通史性的著作。

　　马勇：我们通史写作比较弱，大概从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之后，就没有合格的通史作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我自己来说，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期待中国能够出现个性化的通史写作。

　　《中国通史》，作者范文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

　　首次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书中部分观点有待商榷，但代表了那一代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水平。

　　现在，我们中国的学术水平其实已经大踏步前进了很多，但是大家一直建立不起来自信心。现在有些大陆学者是有资格来合作写通史的。

　　但是，中国学术界又有立门户、分派别的不良风气。在这种氛围下，根本没有人敢做。如果你做，马上就会有人质疑你，你有什么资格写通史。民国时期，钱穆一个人写了《国史大纲》，我们奉为经典。现在，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要比钱穆那个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为什么不能写?但是我们的学术气氛和价值评判不允许大家做这种事。

　　对话梅凌寒、欧麦高

　　中西学术交流趋势会有所改变

    梅凌寒(Frédéric Constant)，法学博士，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法律历史、明清之际蒙古法律文化研究。

    欧麦高(Max Oidtmann)，哈佛大学博士，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清史、西北区域史研究。

　　新京报：西方人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在这些年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梅凌寒：西方有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在西方国家，随着科学发展，历史逐渐变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同时，有一些科学家也开始对于东方历史进行研究。然而，当时的中国，可能还没有脱离古代研究历史的传统方式。因此，汉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西方国家曾有一定的贡献。1949 年，中国学界长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历史。这其实仍旧是源自西方的思想工具。不可否认，此前很多现代科学的原则都是由西方制定的。

　　另外，因为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一直到21 世纪初，中国大学的综合水平仍然有限，很多学者对于汉学研究的资源和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能够阅读外文书籍，开始了解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角度，而且，与国外学界的学术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更增进了彼此的交流。在这种形势下，自然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汉学成果为中国所知，甚至受到中国读者欢迎。

　　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不太鼓励启发个人创意。所以，很多人主要依赖学习和借鉴外来的东西，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在这里面，许多外国学者的著作——尤其是汉学作品，或者成为研究的前提，有时甚至成为相关研究的一种标准。中西学术的交流影响，其实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西学者在中国史领域的优势和劣势?

　　梅凌寒：中国历史学者的优点在于掌握史料很多，比较能够从整体上了解中国的文化，见识也可能更深入。缺点或许在于太拘泥于细节，而对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掌握也有待提升。

　　欧麦高：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优势在于：不太关注主流历史的叙述，因此研究的领域大，能注意一些少数群体的文化与思维方式，描述个人的历史，而且还会发现很多不重要的人其实在历史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前大家所认知的历史架构，会让人们感觉到历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这几年，很多人从事性别研究，关注底层社会、少数民族等话题，像民间宗教等也成了新鲜的故事。而且这些历史上的细节也对主流历史有了明显的影响。西方中国研究的另一个优点，在于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序列里面做比较研究，把中国与全球的现象联合起来。

　　缺点在两个地方：第一，可能缺少文化背景，比如看档案或文学作品时无法体会背后的文化含义;第二，可能牵强地利用某些理论进行写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现在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水平?

　　梅凌寒：现在的情况，和我刚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不同，已经变化很多了。中国年轻学者的综合水平，比前一代提高了很多。中国从事学术研究者的规模，也比以前扩大许多。所以，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大规模借鉴吸收西方汉学的方法思路应该会有所改变。估计未来，中国学者把西方汉学研究的学术方法和理论作为标杆的倾向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