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冤案事件簿》

[日]樽本照雄著、李艳丽译

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版

林译小说冤案的缘起，来自五四文学革命派的制造，并成为延续百年的“神话”。底本的回归使日本学者樽本破除了林纾研究界关于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也提供了一条启示，要想评判林纾译文的“忠”与“不忠”，首要的是找到底本。

在中国近代，林纾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晚清遗老，他被列为新文学的反对者，成为新文学的“论敌”；作为译坛怪杰，他与严复“译才并世数严林”，为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西洋文学之窗。

钱锺书先生曾在《七缀集》中称赞其译作超越原作，坦言林译小说为自己打开了文学新大陆。但也有不少人沉浸在“谩骂林纾的快乐”中，“谓之不懂外语，谓之选择作品不当，谓之将戏剧改成了小说，谓之省略、误译太多”。

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痛心于这些莫须有的指责，满怀激愤地在《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中悉数列出“林译莎士比亚冤案”“林译易卜生冤案”“林译斯宾塞冤案”“林译塞万提斯冤案”等，为林纾申冤。

在这本书中，他剖析五四文学革命派制造林纾冤案的历史原因，追溯林译小说底本，力图打破百年来由五四新文学派所制造的、后世学人所沿袭的“林译小说的神话”。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本书注定是投向林纾研究界的一颗“炸弹”，对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重新认识、评价林纾与林译小说，重新定义五四文学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派与旧文人之战

一场必要的冤案

为帮林纾申冤，樽本先生重回历史场景，梳理、剖析了五四文学革命派与林纾的那场“论战”，从中揭露出其批判林纾的“套路的结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林纾被定位为新文学的反对者，一个迂腐、固执的旧派人士。而樽本在梳理新文学派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论》《我的文学改良观》《林琴南先生》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当废》诸文后，回顾了“林纾批判的缘起”——钱玄同与刘半农那场轰轰烈烈的“双簧戏”。最终，他发现，林纾其实“没有一丝攻击白话运动的尖锐，亦无生机勃勃的强韧的精神，甚至都没有写不要使用白话的语句”。但新文学派策划“双簧戏”，对林纾的“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及其信件等进行过度阐释，将林纾建构成他们迫切需要的那个与“文学革命派相抗衡的强大的敌对者”。

仔细研读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等“应战之文”后，樽本发现，林纾只是出于对古文的热爱单纯地维护古文，并没有刻意攻击新文学。与此相反，文学革命派却自导自演了一出“双簧戏”，曲解、误读林纾之文，为林纾制造出莫须有的罪名。

这一系列行径背后有一个“套路的结构”，樽本揭示道：“为了让林纾成为文学革命派强有力的敌对者，进行诱导并大肆宣扬的是文学革命派。将林纾制造成旧文人代表的计划，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这样的大运动的背景之下，林译小说批判根深蒂固地、长期地持续至今。这就是林纾批判的基本结构。”

对林译小说的批判，便由此进行。在那场“双簧戏”里，有的学者批判林纾尽是翻译“闲书”，充满“误译”，且“诗”“戏”不分，在《吟边燕语》中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改写成小说。殊不知，林纾根本没有依照莎士比亚原作而是以兰姆姐弟改写成小说体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为底本，何来“戏剧小说化”一说？这造就了学界延续百年的“林译莎士比亚冤案”，我国许多学者没有进行严肃的考证便沿袭该说。樽本幽默地将这种不经考据误判林纾的风习，称为“谩骂林纾的快乐”。

对文学革命派而言，制造林译小说的冤案是必要的。那些对林译小说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底本缺席的情况下强加在林纾头上莫须有的罪名。当时这些激进的青年们只渴望一个强有力的论敌，以凸显新文学的进步性。日后，这种论调为后世所承袭，酿就了一个延续百年的“林译小说的神话”。

“林译小说的神话”

缺席的底本及“不忠”的定论

罗兰·巴特曾在《神话修辞术》中指出“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措辞、言语表达方式）”，这种言说方式正是“为了恰到好处地传播而已经精心加工过的材料铸就的”。林译小说的冤案，也是一种神话，它由刘半农发端、胡适助推、郑振铎确定、后世研究者盲从，通过刻意筛选的材料与过度地阐释，建构起一个有关林译小说与林纾贯穿百年的话语体系，笔者在此姑且将之命名为“林译小说的神话”。

若干年来，底本“不在场”为林译小说研究者提供了想象空间，他们承袭五四诸人的说辞，在误解之上将林纾建构成一个“不忠实”“叛逆”的译者形象，对林译小说颇为指责，就连一些大文学家也认为林译“漏译误译随处都是”。

在1905年版《鲁滨逊漂流记》前言中，林纾就说：“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可见，林纾是推崇翻译“忠实”观的，但为何会有“不忠”的林译小说？这与译文的底本有关，如果越过底本，盲目地将林译小说与原著做比较，自然会得出来林译小说“不忠实”的看法。要想真正认识林纾，则要召回这“不在场”的底本。樽本先生通过精微严肃的考证，使一直以来缺席的底本重回林译小说研究场域，打破了“林译小说的神话”，也为日后研究林译小说提供了新思路。

林译小说冤案的缘起，来自文学革命派的制造。这一“神话”得以延续百年，可谓学林之责。百年间，学人们轻信文学革命派，为由刘半农发端、胡适助推、郑振铎确定的林译小说冤案所误导。虽然有论者肯定林纾译文之价值，甚至从“创造性叛逆”“赞助人”等角度为林译小说的“不忠实”辩解，但鲜有人溯及林译小说的底本，打破“神话”。樽本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大量中外文献中辨别、考证林译小说底本，发现林译小说并非“叛逆”于原著，而是以改写本为底本进行翻译，因此与原作有出入。对于底本，林纾还是基本忠实的。采取改写本或转译本进行翻译，并在译作中署名为原著者，也是当时译坛的风尚，鲁迅的译作中有时也不注明转译本的译者。

樽本详实的文献考证、客观理性的版本分析、精微细致的译文对照，破除了有关林译的众多“神话”。第一个“神话”便是“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与“林译易卜生冤案”中的林译“小说戏剧化”。据樽本考证，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查理二世》《亨利第四纪》《亨利第六遗事》《裘力斯·凯撒》依据的是阿瑟·托马斯·奎勒·库奇改写成小说体的《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林纾与毛文钟合译的《梅孽》依据的是杜雷科特·德尔改写成小说体的《易卜生的“群鬼”故事》，皆未选择戏剧原作为底本，何来“小说戏剧化”？在“林译斯宾塞冤案”中也有林译斯宾塞“诗歌小说化”的“神话”，不少研究者曾认为林纾将斯宾塞诗歌翻译成散文体小说，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依照斯宾塞的原作，而是以麦里郝斯《斯宾塞故事集》学生版为底本，这一版本早已用散文体将诗歌改写成了小说体。在“林译斯宾塞冤案”中也有一个“神话”，指责林纾的《魔侠传》随意增删译文。其实，林纾的《魔侠传》是依照缩写本而非原著进行翻译的。

底本的回归使樽本破除了林纾研究界关于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这也为林译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启示，要想评判林纾译文的“忠”与“不忠”，首要的是找到底本，而非越过其中间的改写本、转译本与原著直接对质。樽本为研究林译小说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即让底本重回林译小说研究场域，在底本“在场”的情况下，再论林译之“忠”与“不忠”。这样，研究者亦可找到林译司各特、林译哈葛德等译作之底本，将其与林译小说进行比较，或许能为破除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提供新的证据，从而全面瓦解“林译小说的神话”，还原真实的林纾与林译小说。这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而言，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