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尼翁戏剧节公布2019受邀剧目名单，中国大陆话剧首次入围，新京报独家对话导演揭秘入选幕后

70多岁阿维尼翁戏剧节为何选中孟京辉《茶馆》

　　北京时间3月27日晚9点，第73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发布会在法国举行。发布会公布了2019年度阿维尼翁戏剧节官方35部特邀剧目名单，其中中国导演孟京辉的当代戏剧作品《茶馆》收到今年阿维尼翁IN戏剧节的官方邀请，这是阿维尼翁戏剧节73年历史上首部中国大陆剧目入围“IN”。据悉，孟京辉版《茶馆》将在7月9日-20日在Opéra de confluence 大剧场连演10场，为能让《茶馆》在阿维尼翁顺利演出，戏剧节组委会还特地为这部剧量身改造剧场，重新调整了剧场的高度。此外，中国舞蹈家文慧与捷克导演索波多娃（Jana Svobodová）合作的《普通人》及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赛勒布伦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执导，以已故中国摄影师任航为创作灵感的戏《外观》（Outside)也入围了阿维尼翁IN戏剧节。

　　阿维尼翁戏剧节是当今世界三大戏剧节之首，受邀于“IN”的剧目更是代表了国际当代戏剧的最高水准，戏剧节于1947年创立，每年七月开幕。作为世界重量级的艺术平台，阿维尼翁戏剧节曾上演过无数国际舞台大师之作，如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国际剧场导演彼得·布鲁克，舞蹈剧场先锋皮娜·鲍什，当代重要的德国剧作家海纳·穆勒，波兰教父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德国戏剧大师、前柏林人民剧院艺术总监弗兰克·卡斯托夫，美国后现代主义导演罗伯特·威尔逊等国际当代艺术大师都曾进入阿维尼翁IN戏剧节。得知入围消息后，新京报记者第一时间对话孟京辉，揭秘入选幕后。

　　对话孟京辉

　　新京报：你觉得阿维尼翁IN戏剧节节目总监为何看中《茶馆》？

　　孟京辉：去年节目总监阿涅斯·妥丽来到乌镇戏剧节，当时《茶馆》作为开幕大戏首演，看完之后她觉得《茶馆》代表了当下一种危机感。其实她并不知道老舍先生是谁，但她能在戏剧行动语言及整体的编排中找寻出一种对整个人类的思考和忧虑，她当时就问我《茶馆》能不能到阿维尼翁戏剧节来，其实当时成行还有点困难。

　　新京报：什么样的困难？

　　孟京辉：主要是技术上的。《茶馆》舞台上的巨轮就有10.5米高，后来他们回到法国找遍了所有剧场都没有符合这个标准的舞台。其实我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将这个巨轮在原有的基础上缩小了1.5米，他们也很不容易，为了能装进我们这个置景，剧场甚至把舞台顶部的一条梁去掉了。

　　新京报：这部《茶馆》是中国大陆首部入围阿维尼翁IN戏剧节的作品，之于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目前的中国戏剧来讲，你觉得又有哪些意义？

　　孟京辉：《茶馆》得到了国际戏剧主流美学的呼应和认可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特别高兴的一点是，《茶馆》是中国人自己的剧本，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品。剧本有思想，我们中国的导演及年轻的创作者也不再像过去一样躲在自己的审美体系里面自说自话。现在的我们已经能更多地从社会的深度，思想的高度上与世界接轨。

　　其实中国戏剧对于西方的戏剧理论并不陌生，这么多年在舞台上出现的很多作品，从故事性、先锋性上来说形式各式各样、一应俱全，但我们仍在努力探讨的是怎么能够在大家共同的人类美学语言和戏剧语言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风格来。戏剧美学一直在发展，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它实际上有美学的流变。美学的流变能看出它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力度与观众的关系，戏剧美学始终在不断发展。

　　新京报：说回《茶馆》，你觉得相对于西方语境而言，他们会如何看待《茶馆》这部作品？

　　孟京辉：做《茶馆》的过程中我其实有过犹豫，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我最感兴趣的，与德国的戏剧构作塞巴斯蒂安·凯撒合作时，他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超时代的判断，那就是在这个不断改变的时代里，唯一不变的只有人。

　　在创作中，凯撒提醒我可以更宽广地说一个故事，无论我运用“拼接”还是一种时间的错位都可以尝试，这让我变得特别坦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对这部剧作就熟悉了，开始喜欢上了。比如我想到老舍的境遇，他到最后面对太平湖，面对着死亡，他想的是什么？那我就让王利发也面对着死亡，面对着天堂，面对着自己的过去。这样下来，我突然在原作中发现了很多带有强烈生命力的东西，想通了这说的是对这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感受。凯撒给予我的启迪让我不再拘泥于原来的剧本，世界文化实际上都是连着的，一个人的成长、逃避和面对灾难的状态都是非常真切的。

　　新京报：《茶馆》之后，你在“先锋”上又有哪些新的认知？

　　孟京辉：先锋是一个标签，它确实是一个好词，给人一种锐利的感觉。它其实更要的是一个戏剧创作者的姿态，它能够让你永远去追求新东西。我其实觉得很幸运自己先后改编创作了余华先生的《活着》，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现在老舍先生的《茶馆》，我现在的创作变得特别的坦然与平和。因为我认为先锋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它就需要踉踉跄跄地往前走，没有好坏，到最后能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我内心还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戏剧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做出一个大家都能够受到关注的姿态。

　　新京报：近些年一些东方的作品到了西方反而更能引起强烈的反响，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孟京辉：虽然现在西方关心的东西和我们关心的不太一样，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有一点是大家共通的，就是人和自己的环境，人在自己空间里面的矛盾，对自由空间的向往，其实我们把这些东西幻化成艺术表现形式就行了。戏剧其实不分这么多东西，它除了属于当代与我们自己内心的东西外，还必须怀着对人类巨大的悲悯情感。

　　新京报：每年你都会推荐青年创作者去阿维尼翁戏剧节，这一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去“IN”，你会觉得有哪些不同？

　　孟京辉：以前是带着大家到戏剧节看别人玩什么，看看自己的能量，尽可能地去交流，在比较和滋养中进步。现在我的作品成了整个戏剧节的一部分，一个亮点，这在中国当代戏剧对外展示的层面上来说很不容易，我现在暗自里还有点自豪呢。

　　其实我一直也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小环境里做得更好，比如我们的蜂巢剧场，北京青年戏剧节，乌镇戏剧节，也会思考戏剧培养教育这些方面的事情，能吸取世界文化中好的东西，靠自己实践后这么点点滴滴地传下去，我挺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