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打通国内学术“走出去”的传播通道，“版权卖掉就大功告成”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而是需要出版界和学界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碰到这么好的翻译者，算是我的幸运。在我看来，所有译成外文的著作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图书，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合力再创造的一个过程。”4月2日，复旦大学出版社、荷兰博睿出版社在沪联合举办“当代中国学术国际传播研讨会”，著名文史学家葛兆光谈及《中国思想史》两卷本英语版出齐时，特别致谢了译者。

　　并非每位中国学人的心血之作，都能这么走运。研讨会现场，数名学者直言辛酸经历——有著作被出版社列入外译计划，自己却选择“宁可不出”，原因集中在几个层面：出版方以招标方式找译者，但肩负“摆渡人”重任的角色往往对原著知之甚少；有的仓促上马，译作谬误百出、质量明显不过关；有的著作出版后却鲜少有人问津……这些尴尬事实，直指当下国内学术出版“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

　　仓促上马的外译项目成流水线作业？“甩手掌柜”心态要不得

　　除了《中国思想史》，葛兆光有部《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也被一些出版社相中，“之前有出版机构联系我，说找了一位业内很有名、地位颇高的专家来操刀翻译，结果拿到一部分译稿后，大跌眼镜。”葛兆光和学生们在核对中发现，其中竟有几段文字直接从搜索引擎的翻译软件里拷贝过来，语句不通，根本没法用。

　　“这样的译稿水准也敢拿出来，要是传到国外出版市场，实在不成样子。”后来，这个项目就搁浅了，“一直搁到现在，找不到合适的译者，索性不要出。”

　　不止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也有同样的感慨。

　　他还记得，自己曾经拒绝了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当时我得知，他们是采取招标方式选译者，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译者的学术素养、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得到保证。”他选择“宁肯不出”，并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流程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我们推的别人不要，别人要的我们翻不出去……一部分国内学术书如果仍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小圈子’阶段，或是随随便便找译者应付了事，那生命力肯定不行，即使翻译成外文输出海外也是‘短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坦言。

　　多名学者谈到，文本质量堪忧、翻译水准不敢恭维、成品粗糙近乎“应付任务”、用词用语欠缺规范、项目执行粗放……如此种种，暴露出不严谨的“甩手掌柜”心态，让部分学术出版“走出去”之路变得崎岖。

　　“精加工”贴近目标读者，才能真正提升“国际能见度”

　　一部中文原创学术著作，输出海外版权后，是不是翻译成外语就够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版权经理戴文沁认为，要真正打通国内学术“走出去”的传播通道，“版权卖掉就大功告成”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而是需要出版界和学界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有时，适当的“加减法”和“精加工”是省不掉的步骤。不妨回顾下《中国思想史》落地海外的案例。自2005年博睿推出“现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布局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书系主编和另几位编委会成员推荐了《中国思想史》一书，并于2008年签下该书。

　　为了保证出版品质，同行评审、质量监督贯穿译介过程。其间，葛兆光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迈克尔·杜克、约瑟芬·杜克两位译者反复沟通，有的章节反复讨论40多个回合，葛兆光甚至飞赴温哥华和他们商量翻译细节。“磨”出来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思想史》不仅上架欧美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重要图书馆，还被美国Choice杂志评为2014年度最优秀学术图书奖，赢得了海外口碑。

　　最终，近1300页中文原著“压缩”至600多页英文版，“为了适应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和译者商讨删去了几乎一半内容。”葛兆光解释，由于当初他预设的读者并不是初入门，而是具备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因此写作时引用了繁复史料，有大量复杂的论述，转码成英文版后，“每一章、每一节都有所精简，史料这块删得最多，论述也简化了不少。”《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英文刊副主编林曦说，相较虚构类小说，学术著作译介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来意思，这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互换，而是意味着两种思维体系乃至语境的顺利转化，对译者和出版团队的挑战很大。

　　此前一段时间，西方学界想要全面了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能借助的多是卜德翻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半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如今，更多中国学人观点亮相国际舞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以日本学界的“东洋文库本”为例说，学术出版要走得更远，需要以读者便于乐于接受的方式，有大众普及层面的考量。